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吗？

2014年2月1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做客第38期鸿儒论道，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为题，在开放经济的理论框架下，剖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因2004年之后因宏观政策而面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

华民教授认为，自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不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并不代表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在变好。从目前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短期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而长期资本流入发达国家。一旦美国完全退出量化宽松而处于加息阶段，短期资本回流到发达国家将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金融市场现在出现了做空人民币的现象：美元只进不出，人民币只出不进。

为什么中国的外资流入结构发生变化？这与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关：在发达国家降息和量化宽松之时，中国为了应对大量流入的短期资本，它进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表面看来，中国的流动性充裕了，为了抵抗通胀、疯涨的房价和民间借贷，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必须的选择。华民教授指出，在开放经济下，中国的流动性泛滥来自于“外汇占款发行M0”，用利率平价理解，美国利率下降之后中国利率上升，会增加人民币即期利率升值的预期，在即期吸引更多的短期资本流入，进一步放大流动性。这一错误的货币政策，为远期做空人民币埋下了伏笔。

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问题：报酬规模递减，收入差距扩大，贸易顺差持续。华民教授指出，针对这三大问题，政府推出的政策是值得商榷的。

对报酬规模递减问题，政府的政策是调结构和产业升级。但是经济结构受一国资源禀赋约束，从来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府亦主动砍掉钢铁水泥等被定义为“过剩产能”的产业，这不仅仅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资本流向房地产和非正规金融领域，更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下，可贸易品的市场从来不局限于国内市场，“过剩产能”决不能以国内消费能力为计算基础。华民教授指出，针对报酬规模递减的问题，政府本应该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培训诸如农民工这样的劳动力。

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政府推出的政策是收入再分配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意味着政府征税大幅度上升，政府手里的资源在集中，同时牺牲了宏观经济效率。华民教授指出，“凡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地方一定是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政府应该做的是促进人口流动。

对贸易顺差问题，政府推出的政策是单边升值（只升不降）和加工资。单边升值不利于出口导向的经济起飞模式，同时内需无法刺激经济增长，因为需求是收入的函数，需求是收入增长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原因。另一方面，加工资导致就业下降。华民教授指出，解决贸易顺差的方法，应该是放开农业等竞争力不强的产业，让美元有进有出。中国进口是出口的函数，不用市场的力量调节进出口产业结构，是不能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的。

虽然2004年之后的政策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华民教授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顶层设计，它制度化地解决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对内让市场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针对WTO成员国内部的多边贸易优惠协定而决定继续开放，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试验点。

为此，华民教授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重新鼓励出口；重新鼓励做产业；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增加房屋的持有成本，而不是买卖成本；在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趋势下资本项目不能开放，原因是短期资本由于经济波动存在套利机会；不能让人民币离岸，让美元离岸，因为美元离岸了，外汇储备占款发行的情况就会好转。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海影、美国睿阁投资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吴向宏担任评议嘉宾。与会嘉宾还就过剩产能与经济增长、信贷/M2和国债/GDP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国新兴市场国家的命题是否成立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探讨。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了本次活动，一百二十多位业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鸿儒论道”是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并由长安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