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走向科技前沿

中国如何走向科技前沿？其中产业政策与市场环境的作用又是怎样？随着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开始浮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显得日益紧迫。2023年3月30日（周四）下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周年庆之鸿儒论道特别活动——“20年20人”（第14场）邀请了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次活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聂日明博士主持。

本次讲座，陈钊教授主要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以及民营企业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通过对中国科技技术进步最重要的研发创新激励政策的研究发现，去伪存真后的研发激励政策是有效、合理、先进的，只要有好的设计，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国在2008年以后研发投入上升非常的快，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2008年前后，我国认定了很多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企业可以享受15%优惠所得税，而得不到优惠的企业所得税为25%-33%，对于内外资企业这种税收优惠显得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企业虚增研发强度来获取优惠税率的问题。

研究发现，大中小型企业在接近获取税收优惠的研发强度时，其会计报表中的其他管理费用都会存在一个断层，这是因为管理费用包含研发支出以及其他管理费用，为了达到优惠税收的研发强度，只有调低其他管理费用，从而提高研发费用使得其研发强度达标。这说明，我国的投研支出是存在一定的水分的，这个水分通过估算大约为24.2%。一方面，在水分挤掉之后，研究发现真实研发投入增加一倍，整体企业效率可以提高9%。在国际同类研究对效果估算平均数就在9%。另一方面，任何政策的激励一定是扭曲并改变了市场价格从而带来损失，只有当政策带来的外部性大于损失时，才能说明政策是有效的，通过估算发现，只要当这种效率的提高大于6.9%就说明该政策是具有效率的，而我们在9%的这一水平上，这说明我们实行的政策是合理且有效的。

对于产业政策缺位的情况下，市场能不能起到作用？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陈钊团队对新兴的无人机行业进行了深入研究。2015年开始，无人机规模迅速上升，早期我国对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政策扶持，只有一些规范性政策，比如空间管理等。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城市上游产业基础更好的话，这个城市无人机企业的进入会更多。好的上游产业基础有利于产业从消费级向工业级转型，有更多无人机企业会开始生产工业级无人机。同时也发现，当一个城市无人机上游产业基础更好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无人机企业更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好的表现，并且在金融市场上更可能获得融资。

这些说明，市场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要依靠市场，促进未知、潜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即使没有产业政策，但有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好的上游产业基础的话，新兴产业也可以获得发展，更多的进入，更好的升级以及市场表现。

针对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陈钊指出首先要通过核心指标去识别哪些行业属于“卡脖子”或者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核心指标一般包括进口依存度、发达国家的垄断程度、进出口技术差距，可以将核心指标通过电脑机器学习方法自动生成一套算法，识别和预测关键行业和产品。

目前的研究发现，从进口来源国来看，“卡脖子”产品大量来自于美日韩等四个国家进口，上升比较稳定。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卡脖子”行业更多是外资企业在做，国有企业份额非常少，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民营企业还有明显的上升。陈钊表示，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技术水平还不是那么接近国际前沿，因此必须要对外开放，要把外资吸引进来，如果他们都不来的话，这些领域市场份额就更小了。外资进来后可以带来技术溢出。长远来看，无论是从中国接近技术前沿角度，还是从内循环角度来讲，“卡脖子”产品要突破技术前沿，得靠民企。

从不同地区的进出口来看，外资企业进口最多的地方是苏州，这说明苏州很多外资企业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值得一提的是进口排名中的第三名——深圳，在这里不仅外资进口排名在全国位于前列，而且民企进口核心技术的数量也是最高的，甚至民企的进口相比较外企的进口还要多一点，这说明深圳珠三角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突破非常明显。相比而言，苏州、上海主要靠外企，而深圳外企和民企是齐头并进的，至于北京、天津和广州核心技术的进口基本靠外企，民企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相比较进口，出口更加反映我们对前沿技术的掌握。显然，出口第一名是深圳，而且深圳民企出口超过外资出口。这进一步说明以后中国前沿技术领域要突破的希望在于珠三角，并且突破口主要来自民营企业，这更加体现了市场化和民企的重要性。

最后，对于中国如何走向科技前沿？陈钊建议要有恰当的政策设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重视和鼓励民企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