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巨无霸公司的崛起和政策思考
12月2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特邀彭博亚太首席经济学家舒畅博士做客第172期【鸿儒论道】,探讨全球超大企业发展给政策(包括对宏观调控)带来的挑战。北京大学徐远副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许可主任、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钟鸿钧主任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舒畅首先分享了彭博团队追踪彭博终端上五万多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过去三十多年,全球最大的公司实力与日俱增,利润率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缴纳的税款下降。1990年,全球50强公司的利润率中值为7%,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升至18%;而同期,这些公司的实际有效税率中值却从35%降到17%,并且减少了投资和用工。她认为这些公司与传统教科书上讲的公司不太一样。传统教科书做经济模型的时候,是假设一个公司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面运作,会雇佣工人,会借钱,会缴税,会投资。她提出,随着这些巨头的发展,影响力与日俱增,最终可能影响经济生产结构。
基于数据发现,舒畅提出了一些政策思考:第一,现在全球50强公司的运作模式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困难,会降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些公司事实上不太需要借钱,传统减税和降息并不一定能行得通,这会让财税政策的传导有效性有所下降。第二,从反垄断政策来看,监管者在反垄断过程中一方面要限制这些龙头公司利用已有的垄断地位来压制市场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需要保证这些龙头企业应有的权利。她建议对于国内大公司的监管,还需要有另外平衡:一方面要有效的监管国内这些大公司的行为,另外一方面也要给它们创造空间,让它们在国内和国际有发展空间,做得更大更强。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徐远认为在不同发展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不太一样的。欧美等高收入国家在技术的前沿,市场里的资金需求不大,而且企业融资畅通,减税和降息不太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产业需要升级,很多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不高,减税和降息政策还是有效的。
徐远也指出,分析大企业的发展,不能忽视平台经济的崛起,目前不论美国还是中国,头部的很多企业都是平台企业。最近一轮反垄断的重点也是平台反垄断,平台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与传统企业完全不一样。从广义上说,平台有类政府性质,有社会治理的性质,所以在反垄断的时候,这个事情变得更复杂。一方面平台可以提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另一方面秩序的供给存在竞争,平台不能违反整个社会的秩序。从国际视角看,平台还要参与全球的竞争。现在的平台反垄断和传统的工业企业时代的反垄断,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目前的反垄断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向,甚至背后的理论基础都没有敲定,大家都是盲人摸象。
对于巨型企业的崛起,钟鸿钧表示,从战略、竞争的角度看,目前的这些大企业是市场正常运行的结果,特别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结果,有合理的经济学逻辑。他强调,全球经济在对待超大巨型企业时,要给它们提供适当的空间,因为这些企业实际上引领了技术的发展,引领了很多创新的方向,政策的干预要非常谨慎,保持适度的谦虚。
他强调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反垄断转移到监管,核心是监管而不是反垄断。监管政策的目标要尽可能简单,不同的目标需要通过不同的政策去完成。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问题、生产率低下等问题,需要采用其他的一揽子政策来补充,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反垄断上。反垄断政策还是应该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也就是企业的行为是否阻碍了效率的提升和市场公平竞争?
许可以法律分析的基本架构,从企业、民众和国家的三方架构来探讨国家如何对待大型企业?他指出,过去几年,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对于大企业都是非常警惕,通过《反垄断法》或摆脱《反垄断法》的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对一些大企业直接规制。原因何在?首先,这可能和舒畅博士谈到的“不借钱”“不差钱”有关,因为不差钱,国家的管控方式、方法、力度就非常有限。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经济规制的关键。无论是宏观利率的角度,还是微观金融市场的角度,如果国家可以实施有效调节,国家基本上很放心。问题是大企业不差钱了,不仅不差钱,还可以在全球投资,意味着企业不再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使国家对大企业开始担忧,觉得这是游离于主权国家的控制范围以外,经济主权被大企业所削弱了,这可能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大企业非常深刻的矛盾。其次,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传统线下的权威被线上权威所削弱。随着网络化,线下的国家权力被线上相对去中心化之后的再中心权力所替代,典型的就是平台型企业,无论是其掌握的大量个人信息和数据,还是比较先进的科技算法,都可能会动摇主权国家的支配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大企业是一种新的Power,有着一定道理。最后是言论和观念上的影响。以FaceBook为首的社交媒体,成为了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时,它又有着几乎独占的权力,甚至可以关闭特朗普的账号。大企业对言论自由,以及言论自由背后意识形态的影响能力也是国家担心的。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