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形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显示全国总人口仍维持在14亿以上，人口增长率继续放缓，与此同时，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全球较低水平。此次普查数据再次印证了我国人口数量压力与结构挑战并存的趋势性特征。人口因素的变化较之于经济中其他变量具有更强的惯性，人口因素的变化会给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及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5月19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都阳做客第164期【鸿儒论道】，探讨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程远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红霞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都阳认为“七普”数据总体符合预期，他分享了对数据的四点感受：一是超低生育率。在官方统计数据中，首次正式确认了超低生育率（TFR=1.3）的事实，这对于研判未来人口走势，形成决策共识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总人口峰值。尽管总人口数据较之以前的估计更加乐观，但总人口的峰值很快到来的判断没有变化。三是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目前我国已经在较高水平上的快速老龄化，很快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四是少儿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少儿比重较之2010年上升了1.35个百分点，是一个略超预期的结果，主要源于短期的政策释放效应，考虑到TFR的超低水平，未来少儿人口比重继续下行的趋势不会改变。另外，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速度可能超出以往的估计。

都阳分析了我国的人口形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减少和工资的快速增长可能对原有的产业及其比较优势产生冲击。过去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很大优势，但是未来五到十年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减少，意味着这些优势产业还没有来得及做好转型升级，就将受到严重冲击；二是技术进步可能跟不上老龄化的进程。当老龄化缓慢推进的时候，劳动力短缺会导致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产生变化，资本越来越便宜，劳动力会越来越昂贵，会推动技术变革向劳动节约型发展。但是，如果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技术进步的替代可能来不及发生；三是社会负担会快速增加。快速的老龄化不仅增加了养老的资金支出，也使得长期看护、医疗保障等赡养成本迅速增加。都阳指出，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快速的老龄化由于在短期内增加抚养比，而使消费、储蓄、投资的相互关系也会发生突然变化。

针对我国的人口形势，都阳提出了几点政策思考：一是关于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生育率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存在一些个性化因素，通过调整政策遏制生育率进一步下降是可能的；二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储蓄宏观经济结构变化等方面制定系统性政策；三是老龄化时代需要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比如遏制劳动参与的下降、延长退休年龄、建立更具弹性的养老金制度等。同时要建立顺应人口形势的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增长方式。还要应对总人口达峰后的负增长态势，目前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并不多。总人口达峰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程度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应该在相关领域加强深化改革的力度，以对冲人口因素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评议讨论环节，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程远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红霞发表了各自观点。

程远补充道，未来劳动力会越来越贵，资本会相对便宜，用资本去替代劳动力已经成为过去几十年全世界应对老龄化的一个趋势。西方国家的税收体系越来越“优待”资本，对资本“减税”，甚至去“补贴”资本，企业/资本的税收负担越来越轻，工资在整个分配格局中越来越不利。这不仅导致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导致生孩子/养育孩子越来越艰难。程远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是和低出生水平紧密联系的。广义上看，储蓄不光指家庭在银行里的存款，生孩子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储蓄。按此逻辑，如果未来出生水平复苏，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会下降。养老金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储蓄的制度，也是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养老金制度覆盖率提高，长期看，也会推动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下降。

王红霞认为，人口问题可能更多需要跳出人口来谈人口。实证显示，生产率水平的变化和人口总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所以，更多应该关注人口能否和我们的土地、资本、能源，以及和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能够协调，也就是说关注的是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全面均衡的发展。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博士主持。【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华科资本、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