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和未来

2014年12月12日，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鸿儒论道】2014年第22期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以《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和未来》为题，将中国改革置入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历史长河与国际宽视野的纵横向比较中，深入辨析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治理的逻辑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区别，并从改革的具体任务和方法论两个维度来描绘刻画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其走向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联到是否能长治久安，乃至于世界格局的确定，从而备受国人乃至国际的关注。田国强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梳理指出，中国没有一个王朝可以不中断的兴盛200年，而英国、美国却分别从“光荣革命”、“独立战争”后强大至今。短期目标下，一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即所谓“中国模式”，在长期来看，最终将损害中国的长治久安。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克服“短视”的问题，盯住长期的目标。

从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变革可以看出，尽管改革对社会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改革仍然具有非常大的风险，因其必然要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此外，过往历史中往往是在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时，执政者才有动力与压力去推行改革，这导致了改革的艰巨性与残酷性。田国强根据历史上成功改革的经验，归纳出了“明道、顺势、优术、择时”这四位一体的改革逻辑。

田国强教授将过去的170多年总结出四次大变革：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图强（1840－1911）、辛亥革命与市场经济的探索（1911－1949）、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姻（1949－1978）和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复兴之路（1978－至今）。在前三次社会大变革中，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尝试均告失败，而在第四次大变革中，非国有经济最终对中国经济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如此，改革进行至此，由于过去三十多年只重视经济发展的逻辑，忽略了社会治理的逻辑，使得现今社会呈现出“成就巨大、问题突出”的症状。由于要素红利递减和外贸红利消退，中国自身传统发展模式中不断积累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开始集中爆发，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增长衰退的威胁。

基于当前中国的问题和矛盾，田国强教授强调我们应该重视社会治理的逻辑，有效的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与边界，对应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基本要素：法规治理（Governance）、个体激励（Incentives）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强制性的公关法规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治理，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大大节约制度交易成本。而在这三种要素中，法规治理是最根本的，奠定了基本的制度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决定，国家欲强大必须“先富民，后强国”，而“富民”前提是保护私权、限定公权，因而法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对于十八界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的未来，田国强教授从改革的任务和方法两个维度刻画了下一步改革的坐标点：深化改革的“四个转向”和改革方法论。

下一步改革的任务是：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创新驱动，从单一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国际体系追随者转向未来世界领导者。改革的关键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因此，政府应当鼓励改革理论的探讨，发挥顶层设计和推动作用，激励大众参与改革，解决全面改革的政策目标落地和具体实施问题。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副院长于向东院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学研究部主任钟鸿钧教授与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郦菁博士担任评议嘉宾，另有近百位听众与会。田国强教授与各位嘉宾还探讨了新加披模式、混合所有制可行性等话题，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问答互动。

“鸿儒论道”是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由长安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