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以佛山为例

   2014年8月8日，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研究副总裁肖耿教授做客2014年第14期【鸿儒论道】，以“探寻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以佛山为例”为题阐述了中国城市治理中制度与产权的重要性，佛山案例研究暴露出的相关问题及相关对策建议。同时，对于上海的城市发展及优势定位等问题，各位嘉宾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3年初，由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和肖耿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做“佛山案例”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解释中国的增长模式。肖耿教授提出，长久以来关于中国的增长模式，优势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通常存在两个极端观点。一个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率越来越高，国家越来越富，但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仍有很多潜力。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度上的制约，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肖耿教授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中西方结合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治理体制、治理系统。这个治理结构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世界上1/5的人口，而且具有延续性。在研究过程中，肖耿教授及其团队用了大量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得出了一个矩阵式的条块治理结构。

所谓“条”，是指有悠久历史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管理体制、监管体制、控制体制。所谓“块”，是指地方自治与管理。过去35年的“条块互动”，在不断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而实际上，“块”与“块”之间，也有相互竞争。中国几百个城市之间，不光是竞争资源，同时还在竞争改变游戏规则。这种竞争，同时又受到中央集权监管机构的约束。所以约束和反约束、创新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动关系。这是中国过去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地方之间的竞争，造就了佛山的30多个专业镇，这些专业镇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这种地方自主格局的形成来源于地方政府早期的放权与权力下沉。因此肖耿教授认为，政府跟市场，完全是互补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要区分政府的职能到底是做什么。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帮助市场建立产权基础设施。

中国改革30多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探索产权明确的历史，包括劳动力的产权、土地的产权及自然资源的产权。这种明确，要具体到谁可以用它，怎么用它，如何操作的层面。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对产权纠纷的解决，并尽量降低交易成本。

佛山缺少资源，不是省会城市或特区，因此相比“北上广深”等超大型城市，不管是经验还是问题都对国内的中型城市更有借鉴意义。肖耿教授提出，按照房价收入比来计算，佛山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较少，因此限购实际上会伤害此类城市的经济。此外，目前全国城市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利率双轨制。大型国企长期享受极低的贷款利率，而中小企业却担负着三倍于国企的利率。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利率并轨。

肖耿教授提出，资本的基准价格不可以盲目模仿欧美的零基准利率。考虑到国内众多的基建项目，基准利率一定要调高，再把风险溢价放开，大量提供流动性。流动性增加之后，整个社会会出现一个资产重估，形成合理的资产通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有了通胀，利率回报也将增加，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资本价格。

   本次【鸿儒论道】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处处长郭爱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刘乃全担任评议嘉宾，另有近百位业界人士与会。各位嘉宾还就上海的城市发展及优势定位、佛山发展模式的效率及佛山模式未来转型的难点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探讨。

   “鸿儒论道”是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由长安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