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大城市

2014年3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做客2014年第5期鸿儒论道，以“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大城市”为题，与听众分享了他对城市化与人口集聚的理解。

在以北上广为首的超级大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管理者对人口规模的担忧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陆铭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存不存在规律，城市人口到底能不能被预测出来。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各个国家的城市人口符合Zipf’s Law（齐夫定律）的分布，即第N大城市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1/N。因此，对于任何关注中国城市人口“合理”数量的人而言，首位城市的人口决定因素，是需要明晰化的。

一个国家的总人口，首位城市的面积，城市化率，贸易开放，是决定着首位城市人口数量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海岸线长度是无关的因素。这是陆铭教授用142个国家（经济体）的数据实证出来的结论，结论也适用于亚洲国家的数据情况。更重要的是，在亚洲数据的首位城市的实证检验中，上海落在了95%的置信区间。

那么，上海作为首位城市，它与文化相似、同样是东亚地区的东京都相比，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陆铭教授的结论是，上海1991-2012年间年均49万人口不算多（考虑到上海面积是东京都的三倍，1920-1975年东京都年均流入14.5万人），上海每平方公里上的人口密度也没有比东京圈更密（2010年都为1.4万级别）。因此，就类似的首位城市人口变动而言，上海的总人口是不算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口（非户籍人口）的流入出现了放缓趋势，但与此同时，东京都的人口变动趋势中，也有减少后又重新增加的趋势。据此，陆铭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海流入人口增速放缓到底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还是上海各项政策调控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么现在花费巨额的调控政策，就是一种浪费。

在政策建议方面，陆铭教授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城市化不仅仅是人的城市化，同时也是土地的城市化。2003年以来，非农人口增长与建成区土地扩张的差距，东部是最小的，西部是最严重的，这意味着人的城市化和地的城市化脱节主要是内地问题，建设用地指标被浪费在西部。第二点，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不应用被低估的人口增长规划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应实行只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户籍制度（低端劳动力不会考虑公共服务），同时作为高端劳动力而必须配给的低端劳动力，已经大量积聚在上海区边，这些被政策从上海城区驱赶到郊区的非户籍人口是一个较大的安全隐患。

本次鸿儒论道由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新鸿基房地产市场华东研究部负责人韩毓祥、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招商总监金晓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担任评议嘉宾。与会嘉宾还就互联网对城市化的影响、全球化人力资本治理战略、土地流转方案设计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探讨。

本次活动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主持，一百二十多位业界人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会。“鸿儒论道”是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并由长安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