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策略调整专题研讨会

2022年4月16日，“疫情防控策略调整专题研讨会”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傅蔚冈主持。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金冬雁教授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审视内地流行的新冠疫情的现状，他指出目前内地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属于奥密克戎的分支，奥密克戎的危害已经远远小于原始毒株，也小于德尔塔。该病毒的感染性很强，致病性很弱，现在的出现的大部分是突破性感染，主要是无症和轻症，高传染期很短， 3-19岁小朋友的感染和死亡率很低，没有打疫苗的老人出现了重症和死亡。从香港的经验来看，他认为抗原检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医疗体系没有崩溃，居家隔离在疫情防控中起码没有造成明显负面的效果，也没有逆转，疫情走向受控，但香港老人不打疫苗导致死亡的教训是非常惨痛。内地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内地现在马上放开，很大可能会出现大爆发。他希望内地能稳步往前走，在广大人群中建立并加强对奥密克戎的免疫力后，逐渐放开。

围绕防控策略与中国经济发展，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强调，千万不能低估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受动态清零政策的冲击。他认为，动态清零的方法在遏制感染率低、毒性强的病毒时，成本收益高。但当病毒变成高传播性、低毒性的时候，动态清零的政策成本就会快速上升，成本收益会快速下降。当动态清零到第三年的时候，居民的储蓄的消耗已经很厉害，此政策使得很多居民可能不得不下调消费，尤其是一些耐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这就会对整个中国的消费需求和最后的总需求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另外，长三角和珠三角遭受众创，对全国GDP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也会对整个中国的FDI、对中国的技术升级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最后强调，清零政策不改变，其他的宽松政策没有什么效果。

防控策略应当如何调整，如何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朱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朱恒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陆铭，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医药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宋华琳,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林彦,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杜仪方从法律和公共政策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朱芒指出，自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1号公告，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经报国务院批准同意，卫健委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以来，该公告一直有效施行至今，为抗疫措施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面对爆发和流行突如其来、不明原因、无疫苗防治亦无药物治疗的传染病，我国政府在当时果断发布1号公告，采取在法律上最为严厉的甲类措施，完全恰当。但是，与发布1号通告当时所要面对的抗疫局面相比，目前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政府有必要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重新分析研讨甲类措施在当前的实施基础，做出相应的调整。作为重大的行政决策程序中间应用，要进行风险评估，重大行政决策中间所适用的法律规范，除了考虑传染病的防止，阻断传染的路径之外，还要考虑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的运行，这不仅仅是法学家讨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要讨论的问题。

林彦认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在实现更好的管理目标的同时，最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制化的轨道上去运行。在清零目标不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一些优势兵力解决一些重点的问题，比如说老年人的疫苗注射率，优化居家隔离，加强抗原检测等。宋华琳也强调依法防疫，建议隔离措施要符合相关法律，同时他也建议因时因地修订新冠的诊疗方案。

朱恒鹏从公共政策角度指出，疫情防控涉及不同专业团队和专业部门，如何发挥专业团队作用、综合不同专业部门的意见进行综合决策，制定一个最优的专业决策，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提出，参考国外的经验，大陆放开之前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除了疫苗的普及率，还有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分级诊疗的形成，让大量的中小型医疗机构能够接诊中轻症患者。

陆铭建议，决策者应该加强公开信息披露，及时消除恐慌。杜仪方也指出，在信息公开基础上，对民众的期待或者信赖利益给予一定的保护，要保护政府的公信力。对于防控策略的调整，陆铭认为法律层面的改变比较慢，可以结合当下，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居家隔离，要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和居民的可接受度的基础之上。他也呼吁，上海城市功能的运转大都依靠外来人口，为了保证城市的运转，要让外来人口尽快市民化，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