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玩乐催生出的信用卡——第三方支付的坦途

1949年的某一天——也有人说是1950年的某一天，纽约一家信贷公司的总裁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纽约的一家餐厅设宴招待阿尔弗雷德•布鲁明代尔、斯奈德。当在埋单的时候，做东的麦克纳马拉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携带钱包，宾主双方一时尴尬万分。于是麦克纳马拉只好打电话让他的妻子专程前来付账。

如果是普通人，没带现金也就只是一个尴尬。但是金融家麦克纳马拉却通过此发现了商机——必须随身携带的货币支付，可能满足不了无时不在的消费需要，于是他萌生了创建一家信用卡公司的念头：给用户在付款和还款之间保留一定的时间差，而公司以此向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收入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卡就因此而诞生。

说麦克纳马拉因为忘记携带钱包而萌发创设信用卡公司的念头可能是后来的附会，不同版本的故事中也存在些许差异，比如有些版本就是说这次晚宴费用是饭店允许他赊账，只要到期还款就不支付利息——这个版本可能更像是真的，现代的信用卡不就是遵循这样的原理吗？不过据有考据表明，大莱信用卡的设想是从施奈德和麦克纳马拉之间的多次交谈中逐渐发展而来，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尽管今天大莱卡已经是属于花旗银行旗下的公司，但是在麦克纳马拉刚刚创立大莱卡并发行信用卡这一新型的支付工具时，他们还不是银行，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是银行。大莱卡的功能，就像其名称一样——“食客俱乐部”（Dinners Club），给旅行者提供吃喝玩乐提供方便的支付和记录手段。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信用卡似乎理所当然是应该由银行来发行——至少在中国还没有见到过由非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但是在美国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除了加州的美国银行以外，银行并不愿意发行信用卡。为什么呢？因为根据1864年联邦政府的《国民银行法》，国民银行必须执行单一银行制，既不允许国民银行体系中的任何一家银行在其所在州的范围以外建立分支行处，也禁止在所在州内建立分支行处；也不允许经营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如信托业务。

由于银行无法跨州经营，那就意味着其用户规模很受限制，对于信用卡这样的业务，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用户作为支撑，必定无法盈利。也正是如此，只有加州等少数几个人口众多大州的银行愿意发行信用卡。相反，大莱卡并不是银行，因此它可以在全美国范围内运行。

当时除了大莱卡以外，还有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他们都不是银行，而且那时候所提供的信用卡只有支付功能，并不包含信贷服务，所以并不受银行跨州禁止的约束。为什么客户和商户愿意选择大莱卡或者运通卡？很简单，大莱卡可以承诺给用客户提供折扣，而它可以为商户带来客流。换句话说，以大莱卡为代表的信用卡就是在客户和商户买卖双方之间插足的第三者；而银行卡联盟则是在卡户银行和商户银行之间插足的第三者。

于是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三者？答案很简单，如果这家第三方中介机构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客户和商户，而且它们都是遍布全国。那么就意味着客户或者（商户）加入这个网络就能够面对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客户，这样的好处并不只是打折这么简单，同时这个中介机构还为其提供了背书服务——当一个来自美国的游客到达欧洲或者亚洲时，他一定很想知道这个地方最有趣的餐馆和酒店。在没有互联网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个人来甄别这些服务定是存在很多问题，但像大莱卡这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很多美国银行也关注到了信用卡业务的优点：既然法律要求我不能跨州作业，那么银行能不能通过信用卡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客户，为全国范围的客户提供服务？于是，大规模邮寄信用卡——尤其是在本州外通过发卡方发行信用卡就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银行突破法律监管框架的重要手段：法律只是规定了银行不能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但并没有禁止它给不在本州的居民提供服务；尽管商业银行可能不知这些客户在何处，但是那些专业的信用卡公司却知道这些信息。于是，银行发行信用卡就成为招揽州外客户资源的最好手段。甚至有学者评论说，如果没有信用卡业务的发达，那么美国银行业就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全国性市场；没有全国性大市场，就不可能让联邦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跨州禁止的限制——或者说，美国利率自由化的历史也就没有这么快。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美国信用卡的历史，看官一定会问，说这么多的信用卡历史，有意思吗？当然有。几天前央行刚刚叫停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支付，据说过几天还会有更为严厉的狠招出来——央行近日向多家机构下发的《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和《手机支付业务发展指导意见》草案规定“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5000元，月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

央行为什么要对第三方支付下此重手？交易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是这样就对第三方支付下重手，那么这种行政行为明显属于违反比例原则——不得用“大炮打蚊子”是也。二维码支付当然会有问题，但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没有风险的业务。当年信用卡诞生初期，信用卡就面临着伪造风险。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信用卡行业一方面不断开发新技术来增加伪冒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逐步归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遏制伪冒的运营方法（比如通过双重邮寄来控制早期最常见的伪冒渠道——邮寄失窃）。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1980年代以后，伪冒造成的损失在整个冲销额损失中占的比例已经很低。当然，即便防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同时代还是会面临不同的伪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根治。但是不是因为有伪造就停止信用卡的发行？当然不是，关键是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没有商家愿意做亏本买卖。

从信用卡的发展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信用卡成为了美国银行业突破金融管制的重要武器，这可能是麦克纳马拉在发明大莱卡时所没有想到的。事实上，今天中国的第三发支付也有了类似含义：尽管第三方支付公司不是银行、甚至不是金融机构，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巨额客户，不仅仅是一个支付公司，同时还可以给客户们带来更多的增值服务——比如说从去年开始让银行业吓出一声冷汗的货币型基金。这些业务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利率市场化。

但最大的变量在于监管机构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的最大不同。在美国的五六十年代，尽管法律对银行跨州业务有着严格禁止，但是对法律没有列明的信用卡业务却不是制止——因为监管机构执法必须有法律授权；但是在中国，央行暂停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却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甚至在我看来，2010年央行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都存在着严重的法律瑕疵：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三方支付是一项行政许可业务。从这个意义而言，央行此举甚至可能是违法行为。

当然，市场不会因为央行的叫停而走回头路，总会有包括机构和个人等创新力量想出突破现有体制的办法。只不过由于监管机构的强势，作为使用者的我们可能还需要多一些时间，同时还要忍受目前大机构更为傲慢的服务。仅此而已。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4-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