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如何变为人权？——再评张艺谋超生

历时9个多月，备受关注的张艺谋“超生”案终于尘埃落定。2014年1月9日，无锡市计生局发布消息，称经过调查，张艺谋夫妇应依法在30日内一次性缴清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计748.78万元。对此，张艺谋透过知情人士表示：不复议不诉讼，认罚748万。至此，关于张艺谋“超生”的行政过程全部走完，但是，发酵的舆论还将持续很久，围绕是否应该支持他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关于张艺谋超生的争论，主要纠结在其身份。如果再靠体制近一些，比如是市长、县长；或再远离体制一些，比如是一个体制内的教授，社会舆论都不会如此困惑，纠结。

多年前，在张艺谋拍摄的电影《英雄》中，充满了“秦王为了天下”的宏大叙事。为了“天下”二字，刺客“无名”选择了放弃刺秦，自愿牺牲，被万箭穿心，成为国家机器轮下的一滩血污。某种意义上来看，计划生育侵害个人生育权利，其理由也正是国家利益，而“社会抚养费”的目的也是所谓的“多生育了的人补偿社会”，简而言之，都是宏大叙事下国家机器无情的碾碎了个人权利。不过，这个时候，张导由一个站在秦王身边热忱的歌颂“天下”概念的欢呼者，变成了面对秦军箭阵的无名，变为了国家机器碾压的对象，其个中滋味，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媒体报道后，群情汹汹，相关部门必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按照张艺谋的收入水平，其结果必然就是天价社会抚养费。对此，张艺谋选择了全盘接受。如果说接受是因为爱国，所以选择遵守国家政策，其说服力并不强，而且也与他之前的“超生”行为相矛盾。人都是理性的追求最大利益的，从这个角度，或者可以一窥这个接受行为的究竟。

如果他不采取全盘合作的姿态，拒交社会抚养费，三个孩子的户口已上好，不缴纳社会抚养费，也不影响生活，或者，他也可给自己的孩子谋得一个外国身份。当他公开这样做的时候，虽然，计生系统与文宣系统是两个圈子，虽然作为体制外的导演，生活照样会非常丰裕，但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意味着割裂了与体制的关系，把自己放在了对立面。

站在体制的对立面意味着什么，张导自会掂量。其实，除了罚款，张导体制内导演的身份，经此风波，恐怕也保不住了。但是，只要他选择屈服，即使保不住体制内的导演的身份，他也仍是一个合作者，甚至他还能拍一部片子，反映超生带来的生活困顿，为计划生育做出辩解，或许还有建国70周年的国庆典礼等着他去导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张艺谋的选择是理性的。

这是他的选择，无可厚非，不过，当张导愿意缴纳这一笔钱，就等于选择了继续合作的态度，他原本不那么清晰的身份也就清晰起来。那么，旁观者自然无须还用一腔热忱去贴上冷冰冰的屁股。所以，当答案揭晓，无须争论，围观大可自行散去。

之前支持张艺谋的人，不把他的“超生”视为特权，而是视为生育权这个基本权利，然而，权利必然意味着普遍性，意味着每一个公民有具有这项权利，所以，那些支持张艺谋的人的最终目的也必然在于每一个公民获取这个权利。但是，人权问题背后都是特权问题，仅仅支持特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转变为大众的人权。这种愿望是一厢情愿的。

顺着这个思路，反过来做个假设：如果张艺谋选择采取法律途径，通过明确的法律过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指出社会抚养费的非法之处，他的个人权利就有可能通过诉讼结果固化、普遍化为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惠及大众。即使这几乎不可能，但也意味着他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做出了努力。这个时候，他当然可以得到大众的支持，舆论为之鼓与呼的盛况也不难想见。

其实，这种特权与人权的纠结现象非常之多，比如官员是否应该被执行死刑？党员是否应该被双规？这些争论都必定持续下去。顺着前面的思路，推广开来，不妨提出一个原则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些模糊的、纠结的社会事件：某个个体在维护他具备，大众却不具备的权利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的特权可能转变、固化为大众的普遍权利。如果存在这个过程，那么，他的行为就应该得到支持，如果不存在这个过程，那么，他的特权就与大众无关。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