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们”的断层线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结束议息会议后，宣布启动缩减购债计划，美国量化宽松政策（QE）的退出进入快车道。在此之前，印度最负盛名的新任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就已经开始推动金融业改革，以此抗击美国QE退出对印度的冲击。他的政策又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抵制，对此拉詹表示，央行的职责本来就不是争取选票或Facebook上的“赞”。而巴西、印尼等国也不得不频繁加息应对危机。

这一局面不独印度特有，摩根大通为此命名了“脆弱五国”，以描述印度、南非、土耳其、巴西和印长尼西亚目前所面临的窘境：这五大新兴经济体在美联储QE退出时面临严重的挑战，如资产价格暴跌、汇率贬值。更不确定的事情是“脆弱”们会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因为他们中的四个将在2014年迎来大选，党派的纷争与国内选民思潮的跌宕加剧了他们将面临的危机。

为何新兴经济体要承受美国带来的冲击？因为美国是全球的中心国家，美国是全球的储备与计价货币，在美国开始实施QE、货币扩张后，新兴经济体通过资本流入、贸易顺差拿到了过多的美元，不得不放松银根以冲销美元。被动的货币扩张使得新兴经济体出现了通货膨胀，继而物价飞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股市波动剧烈。在这种背景下，选民开始上街示威抗议通胀带来的工资贬值，党派中民粹主义抬头，以此吸引选民，政府执政时以补贴、刺激消费等政策讨好选民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今年以来，巴西上调公交车费引发抗议示威，印尼取消燃油补贴也引起示威运动，印度准备通过《食品保障法案》以低价向低收入群体提供食品，都是这一背景的产物。简而言之，美国进行美元扩张，但这是新兴经济体的问题。

除此以外，新兴经济体内僵化的体制未能在持续扩张的全球化中进行及时调整，改革的迟缓或停滞加剧了这种冲突。印度近些年增长迅速，但仍然有三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人口更高达七成。这迫得政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得不迎合选民，补贴与计划思维遍布经济社会中的各个角落。

但这与全球化所要求的市场化方向格格不入，反市场的行为也意味着经济体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缺乏灵活性，只能被动的接受，这就是2013年以来印度卢比承压的重要原因。这种思潮也使得印度的党派颇显民粹化与反市场行为，印度国内经济虽在1990年代初进行过市场化改革，但计划思维仍处处可见，持续至今仍高度限制FDI，FDI投资印度保险业，股权仍限制在26%，新《保险法》突破49%的阻力很大。

巴西与印度情况相近，脱胎于民粹政治与军事政变的巴西转型进程，民粹、市场保护一直是巴西的流行思潮。同时巴西传统的政治精英以大种植园型经济结构为依托，拒绝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政体对其传统经济模式的改革。这使得巴西的经济一直不太开放，尤其表现在计算机、软件等信息技术行业。这些扭曲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巴西的经济效率。

土耳其面临的问题略有差异。今年6月塔克西姆广场的格兹公园（Gezi Park）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起因并不复杂：政府想征收这个公司另做他用，而民众反对。但事情在总理埃尔多安开始镇压抗议活动时起了变化，过激的反应激起居民的反弹，抗议活动变的更大。追究这起事件的本质，仍可归结为内政改革与全球化脱节。

其实埃尔多安上任以来，着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求加入欧盟，迎合IMF，以求获得贷款，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带领土耳其成为区域和世界的经济大国。但与经济向右不同的是，土耳其政治左转，向伊斯兰治国的信条靠扰，传统穆斯林文化出现回归，蒙黑纱头巾现象复燃，实施禁酒令、干预立法与司法、控制选举、干涉媒体。对那些玩Facebook、看国际新闻的80、90后来说，显然是不可容忍的。这也是埃尔多安指责“海外势力”是此次示威的“幕后主使”的背景。南非的正在尝试废除的《土地法》也面临这种问题，这部法律已经存在100多年，禁止黑人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却显得越来越格格不入。

我们同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上述现象：美国的价值观，新兴经济体的危机。这也是时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詹在其畅销名著《断层线》所提的全球经济中存在的第三条断层线——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之间存在差异、正在碰撞——的本质问题。这条断层线，也存在于一个经济体的内部，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人之间。

时局之所以艰难，不仅是美国实施QE会带来冲击，美国QE的退出也将冲击新兴经济体。美国实施QE的目标在于解决“失业性复苏”，刺激经济增长。现在美国失业率已经降到7%以下，三季度GDP增速达两年内最高水平，QE退出正当其时，也是美国经济进入复苏的标志。但QE退出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就没那么美味了。QE退出，带来美元升值，并进入加息通道，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承受贬值的压力，同时面临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要改革，还是要选票”成为“脆弱”国家大选的两难。毫无疑问，在“美国更美”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要化解危机，唯一能长久的应对冲击的办法就是推进内政与经济改革，拉詹主持的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就是正确的反应。对于巴西、印尼、南非来说，就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削减财政补贴、降低关税壁垒、放松行业管制，对劳动力市场、土地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对于土耳其来说，在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要同步推进内政改革，顺应全球化的趋势。除此以外，几乎别无他路。

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市场化与价值观的冲击，又让本国内的思潮变得错综复杂，不同的声音在民主的环境中必须得到尊重，借此才能迎合选民、赢得大选。因此“脆弱”们的党派即使再有抱负，也只能抛出反市场、回归传统等逆全球化潮流的政策，让改革显得不伦不类。面对这种局面，党派只有两条路：推动改革，找死；不推动改革，等死。

事实上，调整这条断层线本来就非易事，改革本身就应该是十分痛苦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调整税制、利率与汇率，改革调整了人和人之间的利益，也调整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人与国家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变，而要改变这些，党派需要抛弃一举成功的幻想。对大选中的党派来说，这需要的不仅是策略，更是勇气、决心和毅力。在这个历史关门，“脆弱”国家的大选也确实对国家兴亡密切相关，可谓不成功，便成仁。推进改革或许是艰难并且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是值得的：一个国家断层线弥补成功，全体国民将从一个更稳定的、持续增长的国家中获益。同样，如果全球的断层线弥补成功，全球的国家也都从更稳定的世界经济中获益。

脆弱五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正在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几年，是中国1949年以来最好的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的动力当然是源自改革。但改革未尽之处甚多，这些缺失之处在美国QE的实施及其退出之时被放大。虽然中国过去几年没有通货膨胀的挑战，但“脆弱”的阴影却也无法驱除。

在美国QE的过程，国企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抬升了全社会的负债率，企业和政府杠杆倍数增大。现在美国QE退出，货币紧缩、利率上升，中国必须要降低负债率、去杠杆来应对，这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势必会伴随着企业倒闭、局部金融风险暴发、资本外逃等现象。同时中国经济还陷入了长期增长乏力的阶段，包括经济结构不平衡、区域经济不协调、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等，在QE退出的背景下，都将深刻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要避免危机或者危机的扩大化，中国都要推进深层次的改革以弥补断层线，包括利率自由化、废除户籍、国企私有化、取消财政补贴与公平税制等。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一份相应完善的改革路线图。如果这张路线图可以被忠实的执行，中国的未来是很值得期待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脆弱”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