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拍牌背后的真问题：为何中国不存在地方治理与政治空间的激励相容

本月15日，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为了控量、防堵、治霾，从16日零时起，在全市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通过摇号或竞价方式取得。随后，天津市政府进一步宣布，自2014年3月1日起，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7时至9时和14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在天津市外环线以内道路通行。简单来说，就是汽车牌照的“摇号+抽签”，并辅助以限制外牌提升天津本地牌照的价格。至此，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已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对汽车增量实施了限制措施。

不过，这类做法并不合法。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申请汽车牌照，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应该给予登记，发放号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权发布行政文件进行限购。而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全国任何地方的车辆，经登记后便可在全国任何公路、城市道路上行驶，地方政府并无权限定外地车辆。

当然，这不是说地方政府不应该治理拥堵与雾霾，但简单粗暴地限外地车辆、拍卖、抽签的方式，不但违法，而且，赋予车牌资产性，造成代际财富分配不公，更会刺激汽车的行驶与消费。这些道理在前述《北京摇号新政的南辕北辙》一文中都有阐述，不再累述。更重要的是，治理拥堵，有着更好的办法。比如，新加坡的ERP系统，以汽车行驶里程、区域、速度、是否高峰来区别收费，不但消除了车牌的资产性，也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治理了拥堵问题。实际上，《上海交通发展白皮书》中就指出，这是上海交通的长远改革目标。

那么，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为何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治理方式不能成为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进行良好的地方治理以拓展自己政治空间的着力点，反而是违法、低效的措施遍地开花呢？这个问题或许才是车牌问题后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地方官员的政治空间与地方治理本应是激励相容的。所谓激励相容，是指每个理性的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在一种制度安排下，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组织目标吻合，这种制度、这种状态就被称为“激励相容”。

在激励相容的制度下，地方官员良好的治理成绩，就会成为其更大政治空间的推力。那么，顺理成章的，在治理拥堵上，就会看到各地纷纷创新，追求更好的方法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事实恰好相反，反而是违法的、粗暴的治理方式，一旦有地方率先突破，就会成为某种非法措施的合法化背书，并在地方政府财政动机下，迅速蔓延开。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存在地方治理与政治空间的激励相容。那么，为什么呢？

严格来说，这种激励相容并非不存在。GDP作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本身就极大地反映了地方治理成果，并通过数据化的指标推动地方官员的政治空间。这个指标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张五常所谓的县域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断。

作为指标，GDP的优点在于有成熟、单一、明了，但其缺点在于，仅仅是总量指标，并不能反映财富的分配，成本的分摊、社会关系的和谐等。而开车与拥堵，供热与雾霾，医疗资源的分配，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财富的分配、成本的分摊、社会关系的和谐等问题。而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也走到了合理分配财富、协调社会关系的阶段，单一的GDP以不足以完整的反映地方治理。

那么，问题就来了。财富、成本的分摊、社会关系的和谐，在具体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更主观，也更难找到一个科学的、严密的指标来反映。这也就是很多专家苦寻“绿色GDP”等各类指标，试图以之取代GDP指标而不得的原因。而且，即便针对雾霾、出租车打车难、拥堵、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能找到科学的指标体系，但为每一个问题寻求一个单一指标却是高成本、不现实的。

不过，与此同时，在公共舆论上，这些问题都已经非常尖锐而清晰。从现政治实践来看，人类文明所发现的最好的、最有效的反映财富分配、成本分摊、社会关系和谐的东西，就是个人言论与集结起来的言论——公共舆论。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的公共舆论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不管再大的事情，再大的问题，中国的公共舆论，始终只能停留在具体而微的地方治理阶段，谈论的是举不胜举的治理问题：雾霾、出租车、车牌、社保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而另一边，则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屋建瓴、宏大叙事的政治话语，高高在上的庙堂政治话语体系，始终不受人间烟火的干扰。两套话语体系虽有融合，但更大程度上却可谓泾渭分明。

当宏大叙事层面成为一种超越人间烟火的存在的时候， 当北京城的雾霾、交通，天津的出租车、车牌与地方政治乃至更高层的政治几乎无关的时候，当舆论追问仅仅只能停留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时候。政治实际上已经主动切断了与具体的地方治理问题之间的政治逻辑联系。

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空间更大程度上来自于上，而非下。所以，当至上而下的这个逻辑一旦切断，当宏大叙事与具体而微的地方治理问题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清晰的政治逻辑时，必然不能产生至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以推动地方治理，也就没有了激励相容的空间。地方治理在GDP冲动的推动下，必然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回到具体问题上，天津本身就存在极端严重的出租车问题，政府先是免费发出租车牌，然后限牌，并允许转让，这直接造成了天津出租车改革的极大阻力，至今阻碍天津出租车业进一步发展。但现在，地方政府却继续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实施违法的行政措施，在解决拥堵问题的同时制造出代级财富的分配不公，并制造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而这一切，却没有任何政治成本。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