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延迟退休须警惕寻租空间

“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刚刚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有媒体传出公务员将首先延迟退休的消息。尽管之后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开始辟谣，但这种传闻还是让公众揣揣不安。

必须指出的是，笼统地说公务员延迟退休并不确切。按照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示，这是“分类实施退休”：公务员按照统一规定退休，事业单位先行推迟，残疾人按照伤残程度随时退养，重新核定艰苦岗位，统一规定提前退休年限。

为什么要分类实施退休？按照这些专家的解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同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身体有着不一样的需求：有些岗位需要劳动者有着更为强健的体魄，劳动者一过60岁就可能不适应工作岗位，因此需要60岁就退休；但是另外一些岗位可能是与从业者的就业经验紧密相关，而与其体力没有多大关系，延迟退休既可以避免人力资源浪费，同时也可以缓解养老金危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才会提出这样的设想。

不能说这样的分析没有道理，因为它充分考虑到了劳动者本身与岗位的匹配程度，能够提供更为周全的退休方案。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方案太过于完美，才显得其不太容易实施，因为这个分类退休的基础就是要确定劳动者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但是各种岗位真的存在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吗？退一步说，即便存在着这种区分，那么该由谁来定？用人单位、劳动者个人还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不妨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张三在A公司上班，该公司不仅有适合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同时还有脑力劳动者的岗位。张三在A公司工作了三十年，今年已经59岁，其中有近28年的时间是在公司一线从事体力活，后来两年因为工作原因而被换到另外一个工作岗位，而这个岗位不需要太多的体力。那么，在实施“分类延迟退休”方案后，张三是属于按时退休还是延迟退休？如果张三想推迟退休，那当然想要那个脑力劳动者的岗位；如果张三想60岁就退休，那么他更在意体力劳动者的身份。

事实上，要不要退休的决定权可能不在张三那，A公司也有会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如果张三的劳动技能很好、经验又很丰富，他们倾向于让张三多干几年；如果张三并不是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只是因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而没法辞退，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早点退休--这样公司也就不需要给他支付薪资。

于是，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退休问题就会因为“分类实施退休方案”产生多种选择，而各种不同的选择背后可能会引发诸多道德风险，那么，张三到底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判定最后可能不是和他的工作岗位有关，而是和他想不想早点退休有关，也和公司对他的意见有关：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退休到最后就会变成多方博弈，而且后果不可预测。

如果实施分类退休年龄只和劳动者岗位有关倒也就罢了，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养老金危机是由政府引起的，因此如何划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不只是劳动者和其所在单位两者之间的事，同时还和当下政府的养老金储备有关，因此控制体力劳动岗位的数量就显得很有必要，一个可以想象的场景是政府必然会对各种岗位的工作性质进行认定，而且还会每年认定一次--就想目前的养老缴费基数一样。政府之所以这么认定，美其名曰是为了更好地划定工作岗位性质，保护劳动者利益，但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和当期养老金的储备有关：如果现在养老资金充裕，那么就会增加体力劳动岗位配额；如果养老资金紧张，那么就会削减相关岗位而增加脑力劳动岗位。

可想而知，在实施分类退休制度后，不仅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的道德风险，同时还给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寻租空间。这种本来为了保护劳动者利益而出现的制度，最后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既不保护劳动者权益，也与养老金的空缺数额无关，最大受益者可能就是实施岗位分类的机构和个人，他们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寻租空间。

之所以无法用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给劳动者贴上标签，原因就在于一个劳动者在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多种岗位。如果非要贴上一个标签，那么就不得不借助公权力或者是第三方机构，但是任何第三方机构的介入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寻租空间，道德风险也会随之出现，这样一来，本来很简单的退休就会变得复杂。也正是如此，世界各国几乎都没有这样的分类退休制度。

中国的退休制度之所以饱受诟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双轨制的退休设计过于照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利益。如果真的要对退休制度和养老金体系进行改革，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双轨变为一轨，或者尽可能减少两轨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在这两轨之外再多出轨道。一个可供借鉴的对比是：此前为了照顾女性利益而产生的退休年龄差距已经让一部分女性产生不满。如果今后再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样的不同轨道，不知道还会因此而生出多少幺蛾子？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