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年金制面临的疑问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引起了舆论关注。这份方案针对时下严重的腐败问题，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即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在退休之后就可领取一笔较大数额的“廉洁年金”，从而约束公职人员在职业生涯中的腐败动机。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的热点，这个方案立即引起了关注与争议。

廉洁年金制度并不新鲜。新加坡、香港均实行廉洁年金制度，只要公务员在职期间，做到廉洁勤政，在退休后就可拿到一笔数额不菲的廉洁金，香港约为4、5百万港元。但南橘北枳，在香港、新加坡执行得比较好的年金制度，在大陆落地之后，能开花结果吗？

首当其冲的，是公平性的拷问：廉洁年金是新增的公务员奖金，还是在公务人员整体工资不变情况下，仅在时间上调整发放的方案？

在养老金双规制度下，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与企业员工、社会个体劳动者之间本来就已存在严重不平等。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不交养老金，退休后却能领到工资替代率达80%左右的养老金，而企业员工要交养老金，但领取的退休金的替代率只有45%左右。这已经是严重的不公平，如果仅仅因为公务员做到了廉洁奉公的本分，就能在养老金双轨制的不平等基础上，再在退休之后享受一笔奖金，显然进一步加大了不公平。所以，如果廉洁年金来源于财政新增支出，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廉洁年金不是新增的薪酬之外的奖金，只是从公职人员现有薪酬中切出一块，作为保证廉洁奉公的押金，在发放时间上做出调整，在退休后一次性发放给本人，那么其理论上的效果与可执行性，也不能不令人怀疑。

理论上，刨开灰色收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再加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这个差别就更大。上海地区公务员的年均收入也仅6、7万左右，更高级职位，一年能有10万元。假设一个公务员工资为5000元，其廉洁年金的比例为个人工资10%，那么，其每月的廉洁年金500元，一年为6000元，考虑到工资的合理增长，30年后，其退休后可领取的廉政年金约为25万元。这个数额与目前香港、新加坡的做法都有很大差距，即便在当下，对公职人员群体不会有太大的抑制腐败的作用。

而且，即使如此，每年需要转移的公务人员工资金额就达到了10%以上，这显然会明显影响公务人员的生活水平，刺激在职期间的寻租动机。

如果参照香港的情况，并按大陆现在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调整，一个较有约束力的、能与贪腐的获益相比较的廉洁年金，50-100万元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数额。但这就意味着每年要转移20%，甚至40%的工资，显然，当能通过转移工资发放建立约束的时候，同时就会失掉可行性。

相对而言，这些简单的计算，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廉洁年金最为致命的障碍在于“权利弹性”下的政策异化。

在现实中，改革涉及的对象，并非静态的，而是基于各种权利的动态结构。各个群体在自身权利与选择范围内，对改革政策的能动应对，会让改革措施产生最初预料之外的结果。

1990年，美国政府签开始对高档汽车、游艇、贵重皮毛、私人飞机征收“奢侈税”，理由是：通过对奢侈品征税，增加的财政收入可帮助穷人。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富人的购买地域购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弹性的。他们在国外购买，然后作为二手产品带回美国；他们不再买高税的游艇，而是购买名表、钻石。但奢侈品行业却不能在短期内转产，工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更换工作。所以，奢侈税对富人的影响不大，却极大地伤害了相关产业的工人。所以1991年，美国游艇产业遭受重创，许多厂家破产，至少2.5万名工人失业。最后，政府因此花费的失业救济金多过奢侈税带来的增收。于是，3年之后，奢侈税被撤销。

在经济上，供给方和需求方不同的价格弹性决定了两方如何分担税负，在改革上也同样如此：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设计有多么好，在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过程中，最终是按照“权利弹性”来分担：弱势群体更多地承担成本，更少地收获利益，而强势群体更少地承担成本，更多的收获利益。

实际上，在廉洁年金制度，牵涉了两个群体权利的较量，即公众对财政开支，乃至行政系统的监督权与作为具体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公务员群体的话语权的对立。所以，当公众的权利不足以监督财政系统，乃至监督整个行政体系的时候，任何政策都可能出现变异。本来是为了约束公务员群体的政策，很可能在公务员群体的能动应对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为一轮新的利益来源。在已经不公平的养老金、公费医疗双轨制的基础上，在用财政提供所谓廉洁年金的额外收入。

公众对财政开支，乃至行政系统的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在当下的改革中，当这类基础性的权利没有保障的时候，那些看似很美的操作性、环节性改革，最终都会在权利弹性的原理下流于形式。

不但争议很大的廉洁年金如此，就连呼声很高的所谓官员公布财产也是如此，没有基础性的权利增量改革，公布财产并不能起到民众预想中的作用。试想，即便施行了财产公开制度，刘志军、张曙光公布自己的财产为50万、80万，如果没有新闻权利的保障，又有那个媒体敢去查他们，又有哪个记者敢去详细调查他们名下的资产，即便有记者敢于如此，估计还没得到结论，就早被跨省。

所以，如果没有切实的、渐进式的基础权利增量改革，这种操作性，结构性的改革，一定需要慎重，否则，很可能沦为另一场权力的盛宴。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