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功课：成功如何自我复制？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对于前政治局委员的“公审”，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以及各种各样观点的纷至沓来，彼此轩轾又胶着在一起，这些场景不免使人们联想到三十多年前,后毛时代初期的中国，旧时浮光掠影仿佛一一再现，中国正在自我“复制”吗？

过去百来年，维新后的日本、浸红了的苏俄、纳粹登台的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改革中的前苏东社会主义卫星国、亚洲“四小龙”，乃至“民主”的西欧、“自由”的北美，先后成为中国不同政治力量或智识阶层所膜拜的“楷模”。中国作了百余年的国际学生，竭力复制别国成功的样板。什么时候中国成为别国来拷贝的样板呢？

近卅余年来，中国始获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拿了高分，甚或当了状元，便有了执教鞭的冲动，抒写“北京共识”的课本，传授“中国模式”。随之滚滚而来却是夹杂着“羡慕”的喝彩、“嫉妒”的置评、“恨”意的指摘等一大片混浊的喧嚣。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中潜隐的一系列尖锐的深层次矛盾与持续恶化的困境开始大范围地显现、大幅度地加剧，高频度地发作。中国经验尚不完整，难言“普适”，无法复制推广到国际上。教不了别人，总归教得了自己；不走别人的歧路，总可以重拾自身的成功之路。为什么中国不能自我“复制”呢？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主修课与必修课，似乎远远没有到该下课的时候！显而易见，中国正在体现出的，是一种“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改革、开放”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正能量并没有消退，依然十分强大，这个势头没有成为过去时，更不会被刻意错过，这一历史惯性是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体制与中国社会最为宝贵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像巨大的熔炉，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宣示和政策支持将其烧热，必将很快凝聚、升华为强大的社会政治共识。

由此，通过强化与放大成功的部分，也许能够有效地抵制、克服与消解有可能遭致失败的另一部分。现在，这已不只是公关宣传，更是正在形成中的政策策略。这似乎正是所谓“正能量”的社会政治功效！不难发现，中国正在不失时机地自我“复制”。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不乏其突破口和主攻方向，也不乏其动力与支持。问题在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领域、环境和历史条件将是崭新的，重点、要点、难点，也许完全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甚或反而是过往所忽视的。

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更多地来自政府方面，这些是否能够帮助到企业或家庭部门，很成问题；而政府经验或教训更易于使其在改革、开放的伟业中处于支配地位，进而建立并垄断更多的权能，以此壮大自身的地位与强化自身的利益。

新一轮“改革、开放”是强化，还是削弱政府部门的社会经济主导权能呢？

这便触及到新一轮“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部分。根本上讲，如何确定政府部门的角色与定位，将决定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亦即决定本轮改革、开放的成败。

这并不取决于政府部门能够再让出多少权力，或给予多大的市场自由或空间，而取决于如何使企业和家庭部门更具有主动性，进而使其发挥根本性的推动改革、开放的能力与地位。将改革开放的主引擎向企业或家庭部门转移，则意味着引致中国社会的巨大政治变局，而政府、企业或家庭三大社会经济部门似乎远没有做好应对这一巨变的准备。

正是基于此，中国越是逼近成功的自我“复制”，便越发靠近所谓的“颠覆性错误”。看来，中国要想自我“复制”过往的成功，不是轻车熟路，更非易如反掌。

刊于路透专栏 | 201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