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老师也有自己的春天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刘鹤副总理指出，当前互联网发展跃升到全面渗透、跨界融合的新阶段，数字技术深度改造生产函数并不断创造新业态，为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这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鲍莫尔病”这个概念，有点懵。简单来说，鲍莫尔病是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提出的，他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以技术进步推动效率提升的制造业部门和技术本身影响力有限的服务业部门，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比重增加，流入劳动力规模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效率增速降低。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同时给100人理发，100年前需要100个Tony老师，如今也还是100个Tony老师。但与此同时，这100年间，汽车生产行业，则从手工生产飞跃到了全自动生产线，以前需要100个人，现在只需要20个人，甚至2个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增加，人们对外出吃饭、按摩、看表演的需求增加了。

那么，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汽车制造行业，流向理发师、厨师、按摩这些低生产率的行业。这就不利于整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持续下降。

如此一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鲍莫尔病？一种观点是，希望通过维持工业的比重、甚至压缩服务业的规模来“治”鲍莫尔病。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具体原因可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鲍莫尔病的另一面是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

近几十年，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Tony老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脑。这就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造就了庞大的、橄榄状的中产阶级。

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制造，而且需要销售；不仅要供给，还得有需求，这样才能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那么，一定程度上的鲍莫尔病，有利于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第二，产业互联网已成为克服鲍莫尔病的新型武器。

近年来AI、大数据、云计算的全面崛起，使得传统消费性服务业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比如，外卖行业，其实是消费性服务业生产率增加、价格下降（交易成本下降）的典型例子。

以前叫一个外卖，需要打电话给老板，沟通地址、付款等等。但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外卖流程变得非常高效。随着交易成本下降，效率提升，整个行业规模才扩大。从这个角度，虽然是服务业，但外卖吸引劳动力，一方面有鲍莫尔病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因为其“进步”性，生产效率提升，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资。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人机、无人车、派送机器人，都可以进一步替代骑手，完成制造业中机器替代人的过程。这同样会促进作为服务业的外卖行业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而从技术含量上看，已经很难分清其到底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再比如，医生给病人看病，除了互联网提供的程序性便利；更方便的查询资料、病例带来的效率提升之外，AI技术已经直接进入诊断环节，“腾讯觅影”智能工具最快2秒就能完成AI模式识别新冠肺炎CT影像。

甚至，基于信息的消费性服务的生产率增长，不但不滞后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反而有可能快于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

游戏、短视频、元宇宙等等，他们本身就是“进步部门”。比如，演一场话剧5个人演，100人看，200年前与现在是一样的。但现在演一场电影，虽然工作人员会增加200倍，有上千人参与，但观看者会增加10万倍，轻松达到1000万观影人数。而借助互联网、视频平台，这个人数会更多，电影院的功能被重新调整。从这个角度，服务业不再是“停滞部门”，而是一个“进步部门”。

也因此，对于中国与鲍莫尔病的关系，我们不该沿用过去的视角去看待，而需要看待现时今天中国的社会目标，深入关注近年来中国各行各业所发生的数字化进程。在新目标的指引下，在新动能的助推下，即便是Tony老师们，也会有自己的春天。

刊于赛格大道 |202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