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零工经济
数字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谈到本次技术进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技术进步增强了企业边界的相互渗透性，加速了超级明星企业的崛起。这些企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台——往往通过将小企业与更大的市场联系起来的方式给小企业带来收益。二是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条件。数字技术正在产生更多的短期性工作，而不是“标准化的”长期合同。此前由中国信通院和微信联合发布的《数字化就业新职业新岗位研究报告——基于微信生态观察》显示，2020年微信生态蕴含的就业机会达到3684万个，同比增长24.4%。仅以微信小程序为例，小程序的开发、产品、运营等工作机会就超过780万个。
如何理解数字技术正在产生更多的“短期性工作”？“短期性工作”被媒体和很多学者称之为零工经济，事实上，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也存在着大量的“短期性工作”，学界通常用“非正规就业”或者“自雇职业”来指代短期性工作。对于那些找不到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人来说，自雇可能被视为一种生存策略，也被有些专家视为是企业家精神和渴望成为自己老板的证据。
经典文献中的自雇往往和落后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数字经济模式下，自雇工作的形成机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何理解数字技术下的自雇工作，某种意义上成为理解数字经济的一把钥匙，并决定监管层该如何协调相关政策与这种工作相适应。本文认为，只有建立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制，才能化解数字技术下自雇工作的难题。
一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就业方面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不仅仅是在总量上，同时还在结构上有差别。总量差别指的是发达国家的就业率高，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率低；结构上是指发达国家的自雇率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自雇率较高。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Douglas Collin在《自雇率：更多可能不是更好》的论文中指出，最发达国的20个工业国家的自雇率为14%，而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自雇率则是43%。从统计数据看，一个国家贫困的减少是伴随着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以及自雇率的下降而实现的。
在发达国家内部，通常也是存在这样的规律，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自雇率越低。OECD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以6.3%的数字在OECD国家中占据最低，而哥伦比亚则是以51.3%的比例位居榜首。
表一：2020年 OECD国家自雇率，数据来源：OECD
但是从纵向来看，不少工业化国家在的自雇率在最近几年不断上升。英格兰银行的千禧宏观数据显示，2016年英国的自雇率达到了近150年的高点，为15%，近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在2018年自雇率还是有14.81%，超过1861年的13.15%，是最低点1945年6.98%的2倍。
表二：1861年-2018年英国自雇率，数据来源：Bank of England - A Millennium of Macroeconomic Data
同时，这种现象不只是在英国一个国家出现，在经合组织国家几乎一半的国家中，自雇比例最近也一直在上升。
如何理解自雇率上升的现象？通常自雇率的上升是因为经济下行所以导致就业率下降。比如Dieter Bögenhold和UdoStaber于1991年在《工作、劳动和社会》的一篇论文中对1950年代初至1987年八个主要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体自雇率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表明，作者认为自雇率的上升可能是对劳动力市场不足的反应，而不是经济活力的迹象。但与以前不一样的是，这几年这几个国家的就业率并未显著下降，甚至上升。比如英国在2018年的就业率为75.6%，是近150年来的最高点。
Giulia Giupponi 和Xiaowei Xu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英国这几年来自雇率的变化已经超出了劳动力市场疲软（失业）的典型衡量标准。尽管自雇率的参与者的中位数收入还是低于员工收入，但是现在的自雇已经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们在这篇题为《英国劳动力市场自雇率上升表明了什么》的研究中发现，与员工相比，个体经营者报告的幸福率和自我价值感更高，而报告的焦虑程度更低，这表明可能存在与个体经营相关的非金钱方面的补偿较低的收入。
二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一方面是公司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更便宜地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方法，由此会导致越来越多地使用非标准雇佣安排和外包，将成本、风险和责任从雇主转移到就业者那里。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进步，技术不仅促进了工作的外包，还促进了个人任务的外包，它大大降低了这样做所涉及的交易成本，甚至使中小企业也有可能进行外包。
2019年4月26日至5月1日，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对2,235名16至75岁的英国居民进行了在线调查，调查英国的平台经济就业状况。这个调查透露的很多数据表明，为什么在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自雇率也在增加。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平台工作只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在线活动中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但是人数和金额在不断扩大。在Airbnb等平台上通过在线出租房间赚钱的人从2016年的8.2%增加到2019年的18.7%。自制产品通过Etsy等平台的销售额从2016年的10%上升到2019年的20.2%。
不仅如此，许多在线平台的做法正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蔓延。2016年，只有十分之一人受调查人士说使用应用程序或网站来了解新任务，但到2019年，这一比例增加了一倍多，达到成年工作年龄人口的21.0%。使用应用程序或网站记录已完成的工作同期从14.2%上升到24.6%。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平台工作人员并不是全职工作，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补充。对于超过三分之二的平台工作者（71.5%）来说，这还不到他们收入的一半。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它是唯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9.4%的平台工作人员表示这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相当于英国工作年龄人口中的565,800人），28.5%的人表示它至少占一半的收入（相当于1,725,100人）。而这些数据较2016年调查都有增加。
表三：英国平台工作2016-2019数据来源：StatisticalServices and Consultancy Unit (SSCU),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andHertfordshire Business School (HBS)
换句话说，是在线平台的兴起，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通过传统上视为替代性质的自雇变成了永久的自雇。经合组织2019年的一篇名为《零工经济：好还是坏》的工作论文发现，零工经济平台的规模仍然不大（占总就业人数的1-3%），迄今为止它们一直是传统自营职业而非依赖就业的替代品。但是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平台在将工人与客户匹配方面更有效，但减少工作障碍可以通过为低生产力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来抵消这种提高生产力的影响。充分利用零工经济平台的潜在利益，同时保护工人和消费者，需要调整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现有政策设置，并将其平等地应用于传统企业和平台。
三
对中国来说，数字经济带来的自雇有着格外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自雇率本来就比发展中国家较高，借助于数字在线平台，更多人可以通过此增加收入。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将近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在这个灵活就业的人口中，很多是依托于数字平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托于数字平台就业的人口远高于发达国家，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成为了中国就业的“蓄水池”，见表四。另一方面，很多创业者通过平台实现了创业，一个自雇者转而招募更多的劳动者，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直播购物的兴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直播播主变成了企业家，最为知名的就是薇娅和李佳琦，从一个主播工作室变成了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公司。
表四：各国数字劳工平台从业者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周畅：《中国数字劳工平台和工人权益保障》
这些新就业也带来很多挑战，它们经常招致的疑问就是，用工者的权益如何保障？一篇《困在系统里的骑手》，让外卖行业备受抨击，而外卖恰恰是过去几年中数字经济渗入服务业并带来效率提升的典型代表。当然，外卖行业也是属于数字经济用工的典型代表。一个可以想象的事实是，一刀切的要求所有的骑手都缴纳社保并不符合实际，同时也会损害骑手的利益。就像Tito Boeri, Giulia Giupponi, Alan B. Krueger, and Stephen Machin在《单人自雇和替代性工作安排：工作构成变化的跨国视角》在针对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自雇率时发现的一个现象，引入社会保险计划，让个体经营者在自愿基础会带来逆向选择的问题。为了减少道德风险而强制且昂贵的缴费可能会导致一些个体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他们的雇员——失业。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劳动合同基础之上，有劳动关系才有强制的社会保障。但是现在依托于的很多用工很多并不是通过劳动合同的形式存在，因此也就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媒体上经常见到的劳动保护不力等情况。如何让灵活的数字就业和刚性的社会保障相匹配，这是现阶段所必须要考虑的，尤其是在中国有近2亿多灵活就业人口的前提下。
近年来，政府也注意到并着力解决这个问题。5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等机制。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和群众收入。会议从劳动关系、劳动报酬、职业伤害、技能培训、养老医疗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提高多层次保障水平。”这意味着相关主管部门对目前零工经济的作用是认可的。
在此之前，不少地方和部门已经在努力探索数字经济与劳动保障制度匹配，并作了有益探索。2021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第57条规定，“数字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并接单，提供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平台经营者可以通过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形式为从业人员提供工伤保险待遇。平台经营者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予以办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而今年6月份公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更是指出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到法定人群全覆盖，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积极促进有意愿、有缴费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简而言之，劳动合同本身并不能创造就业，让所有就业形势都套用劳动合同可能并不合适；相反，是有就业以后才能产生劳动合同，毫无疑问，一个更有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为零工经济的从业者带来更好的保障。
刊于FT中文网 | 2021-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