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何倾向重罚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总是与重刑、甚至极刑为伍。前有吴英死缓、近有曾成杰死刑。不少人疑惑地问，“非法集资，又不是杀人强奸，动用重典是否嫌过？”“非法集资的案犯，为何总是重刑伺候？”

因为，非法集资的本质，是对政府的绑架，并通过对政府的绑架来获取私人高额利益。有人会问，非法集资，怎么变成了冒险家对政府的绑架？这背后逻辑在哪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溯到政府与民众的契约关系这个根子上来。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有两类，一类叫有限责任、一类叫无限责任。以存款保险为例，美国政府对居民存款，只承诺有限保障，其中全额保障的上限是10万美元，超出部分只予以部分赔偿；而中国政府对居民存款的保险承诺则是全额保障、没有上限。前者有上限、后者无极限；前者就是有限责任契约、后者就是无限责任契约。

并非众所周知的是，由于维稳因素在内的种种原因，相比美国政府，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了更多的无限责任契约。这些无限责任契约中，有一项，就是对居民存款，实施最高优先级、和最广泛程度的保障，而无论这些存款是否掌握并运行在合法还是非合法的金融机构、金融运作之中。这使得很多投资者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将存款投入各类高息集资活动中，政府则始终有义务对这些高风险的存款实施保障，俗称“兜底”。在冒险家的眼里看来，既然有了政府的兜底，那么冒险就是稳赚不赔，那么这样的险就是“不冒白不冒”。

正是因为无限责任契约留下了钻空子的机会，各色的民间集资才会屡禁不绝。对称的另一面是，政府也绝不会轻易让人占便宜，对这类钻空子的机会当然持高度警惕的态度，并实施一揽子的安排来限制和打击，这个一揽子安排中，有一项，就是对钻这个空子的主事者施以包括极刑在内的重典，用重典吓阻住冒险家，来约束冒险家们的冒险行为。也就是说，杀A冒险家，是为了遏制B、C、D等等其他冒险家的出现。至于集资户们，相对好办，毋需特别的安排。因为在约束集资的博弈中，集资户是依附于冒险家的冒险计划的，用重典约束住了冒险家的行为，那么集资户想入伙集资也无从入起。

概括起来就是，对冒险家用重典，是为了遏制对无限责任契约的滥用。

让我们把理解向前推深一步。乍看起来，政府向民众提供一揽子的无限责任契约，对民众是大大的福利。但正如俗谚所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要维持这些个无限责任契约，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成本会变得越来越昂贵，政府不得不为之不断融资再融资，“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就不得不加大对民众的征收力度，于是，无限责任契约渐行渐远、与其初衷越来越背离、其功能与服务也越来越退化，最终成为政府与民众双方的“不可负担之重”。

无限责任契约，在前现代社会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加速现代化，其已跟不上现代化步伐，甚至退变成现代化的强大阻力。这些源自无限责任契约的制度和文化遗蜕范围之广、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介入和影响之深，令人吃惊，耳熟能详的有“户籍制度”、“计划生育”，高深一点的有“预算软约束”、“终身制”、“维稳”，甚至连“为什么存款利率偏低”、“企业所得中的寻租收入偏高”等等，都可以归因到这只魔手的操纵。

更令人遗憾和慨叹的是，一揽子无限责任合约所形成的思想桎梏，受到的竟然是全社会的崇拜，以致于强大到了如此的程度：许多以牛虻和挑战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在其具体的言行实践上，却不自觉地成为了更为激进、更为极端的无限责任合约的拥护者，从而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

不过作为一个积极的乐观者，我有理由相信，无限责任合约终将终结，因为推动这一变革的动力来自更为根本的力量、来自成本的不可维持。

刊于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 2013-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