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家暴受害者，需要警察、法院与社会多方响应

一女子不堪家暴跳楼，一年后，法院仍然不直接判离婚，要求先调解的新闻，引发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批评。随后，法院表示双方分歧较大，不再调解，将择期宣判。婚姻本需双方合意，家暴到故意伤害罪的程度，这种合意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法院的这一改变，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

很多人据此批评离婚冷静期，认为没有冷静期，将极大有利于解决家暴风险。这种看法，当然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一些误解。

新颁布的民法典的确写入了“离婚冷静期”，这是针对协议离婚而言。当然，在起诉离婚中，也存在事实上的冷静期。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诉讼离婚程序中的冷静期，但根据婚姻法第32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没有资源进行实质性的、深入生活中的长期调解，所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往往第一次不判离，而根据民事诉讼法，除非有新情况、新理由，否则要经过六个月后才能再次提起离婚诉讼。这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冷静期。

这种执法虽然似乎可以避免有些婚姻解体，但在涉及家暴的离婚案中，却增加了风险，制造了不安感，甚至不公感。所以，从这个层面，对“冷静期”的质疑，是合理的。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家暴从偶尔的轻微肢体侵犯到严重的人身伤害，是一个很广泛的光谱，要求法院在这方面一刀切，是一种缺乏现实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婚姻与家暴本来就是两个法律问题，该为解决家暴问题负责的，并不是法院。

任何暴力都该被快速有效地制止，哪怕发生在家庭内部，哪怕没离婚，不过，这个责任不在法院，而在警方与基层政府，以及社会组织。

关于反家暴，有非常明确的法律责任。2016年出台的反家暴法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预防、防止家暴中的责任，并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还规定了政府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所以，以上这些机构，应该高效地响应受害者的求援，在婚姻关系内，积极地制止暴力侵害。

离婚，是一种终结性解决方案，在法院判决之前，并不妨碍受害者自救，或警方与基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介入。难道是因为法院没有判离婚，妻子知道要被家暴也不跑，仍然回到家中面对风险，直到法院判了离婚才敢逃避吗？显然不是这样，不判离婚，不等于法院规定必须继续住一起。同样的，难道法院没有判决离婚，警方与基层政府就可以不管不问吗? 而且，家暴并不限于夫妻之间，根据中国妇联抽样调查，家庭暴力现象在我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还多发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这更是与法院的离婚诉讼无关。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的暴力是隐秘的、反复的、长期性的，仅依靠家庭内部或道德习俗的力量无法遏制，这就需要社会各部分积极参与到其中，形成多样化的对家暴的干涉与制止。然而，遗憾的是，社会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理想。

2010年，26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因遭受丈夫王光宇的家庭暴力被殴打致死。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的4个多月时间里，向法院申请离婚，也曾8次报警，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好管”，最终，她未能逃过一死。6年后，反家暴法推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政府、警方、社会组织对家暴的响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家暴受害者常常仍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遭遇家暴的人，往往面临各种阻碍，妨碍了她们自救与求援。或许可能她们低估了风险，或者遭遇“敢离婚就杀全家”之类的人身威胁；还有可能，她们除了回到家中，根本无处可去。所以，这些问题，并非单单法院判决离婚就可以解决的。甚至法院即便快速判决离婚，受害者仍然会遭遇纠缠。

这才是家暴现象中的真问题，因此，解决家暴问题，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方快速的响应，高效的行动，给予受害者更多的支持，消除那些阻碍她们自救、求援的因素后，受害者才能更有效地避免侵害，敢于站出来说不。比如，公益组织提供临时的住处，就能很大程度上降低风险。

刊于《南方周末》| 202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