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香港与上海的往事和今天
谈起中国境内的国际都市，就绕不开上海和香港。
要说双城记，上海和香港相距太远，一个在长三角，一个是珠三角，地理上八杆子打不着，在省级区域经济内没什么竞争关系，和济南对青岛、成都对重庆、南京对苏州完全不同。但在更大的地理视角下看，上海推动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定位，都与香港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从发展路径的角度来看，上海和香港更是绕不开的“双城”。鸦片战争以后，两个城市在同一时期开埠，其发展均受到中国内地大趋势的推动，中国发展道路的变化从沪港双城的演化就可以窥出一二要点。而要寻找他们未来的趋向，也必须首先回到历史。
一、香港与上海的历史性“同框”
在晚清专制君主官僚制彷徨之际，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香港和上海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同框”，改写了这两座城市的未来命运。
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当时的英国人，为何要选择一块“卑湿之地”和边陲小岛作为通商口岸及割让地？
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共同公布《上海土地章程》，“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对于清朝官员而言，这块地方在上海县城之外，是荒芜之地，除了少量农田，其余的都是“卑湿之地，溪涧纵横”。
但英国人并不这么看，早在1842年，巴富尔过来考察时，就认为这块地方“滨江、开阔，利于贸易”。具体来看，万勇陈述巴富尔选中这一块地方的三个好处：一是东靠黄浦江，北靠苏州河，近邻县城，内可通过长江深入中国腹地，外可进出外洋与世界联通；二是靠着黄浦江边，航道宽，有充裕的海岸线建设码头，停泊商船，满足货运需求；三是江上有英国军舰游弋，保护本国人的经商和居住安全。
万勇，2016：《近代上海都市之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时，上海是江海联运的中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江海联运的城市。上海的这个区位意味着，在航空没有取代海运之前，只要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连接不断，中外贸易额越大，上海的地位就会越重要。彼时清朝和英国官员视角的差异，正在于此。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仅仅将香港作为英国远征军的根据地和英国贸易机构的基地，而非贸易用途的通商口岸。这一要求，就意味着选址需要“港阔水深”。此外，当时鸦片贸易是英国人最看重的要素，由于主要通过广州贸易，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就成为最佳方案。随后香港的首任总督将香港定义为自由贸易港，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建设香港，并作为基地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易。这些地理上的特征，让香港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基地，并由此而催生船舶工业。
从地理上看，香港位于中国边陲，是不折不扣的小渔村，并且这个地块山多平地少（后来的很多繁华地块都是填海而成）。在原有的内贸和农业生产主导的体系下，不可能有香港的发展空间。只有置身于国际贸易体系，香港的深水港及其与珠三角地区的连接，才使得香港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城市规模并不大，大约有20-30万人，行政归属于松江府。据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1795年各榷关的上报税收显示，上海的江海关仅有7万多两（库平两，下同），既远不如对外贸易的粤海关（广州）（117万多两），也不如内贸的芜湖关（23万多两）。香港的基础更差，在英国人眼中，它是一个“细小、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及“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为更不卫生”的地方。香港开埠时，港岛上只有7450人。
鸦片战争后的50年，英国对香港和上海的治理有直接的影响，但表面上的权力架构并不相同。
上海是通商口岸，英国（及后来的法国、美国等）只能在上海租借土地，在租借的土地上，经清廷的批准，按西方的模式治理。随后的制度演进，让上海成为多国参与治理的租界地。1863年，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被称为公共租界，统一由工部局（TheMunicipal Committee）管理。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徽章
工部局的权力几经扩张，其执行部门涵盖了商团、警务、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还承担市政建设、治安、征税等行政事务，以及法院的部分职能，随后其它城市的租界大多仿照上海成立了工部局。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独一无二的实践，成为一个共同公共管治的体系（曾经有人推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合并，但因法国政府的反对，最终在上海形成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马德斌教授认为，由于上海公共租界是共同管理的，因此不会体现某一个国家的利益，从纳税人大会到工部局董事会及行政团队，管理体制非常稳定、公开和公平，并且充满了自治的氛围。
香港的制度演进，则与上海则有所差别。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王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发布《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规定香港的权力架构。人事上，总督是英王的全权代表，主持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并掌管香港的军事。香港也只有一国“列强”，英国权力不受他国制约，香港的自治环境远不如上海。
尽管如此，香港的制度演进仍有可取之处，英式殖民强调有效的管治，他们在意的是低成本、高效率，这意味着要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赋予本地居民权力。同时，在政治和法律领域，英国也尽可能完整地将本土政治和法律体系移植到香港。
可以说，香港与上海的这次历史性“同框”，深刻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中国的发展接入国际贸易的轨道，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的命运，随即被改变了。
二、历史变迁中的枢纽城市轮换
过去二百余年，中国贸易枢纽的称号几易其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海取代广州，二是香港取代上海，三是上海再次复兴且与香港并驾齐驱。
1850s：上海取代广州
广州外贸之都一枝独秀的地位，最近一次，确立于清朝乾隆年间（1757年）。当时清朝全面禁止对外贸易，仅保留了广州作为对外通商港口，外商通过十三行等洋行、官办商行与中国贸易，其它地区不允许通商。
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一直垄断着全国的外贸，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江海联运的区位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对外贸易来看，1830年前后，中国对欧美各国的海上贸易中，英国占到四分之三的份额，一直到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间段内，英国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从贸易金额来看，1844年，上海对英进出口贸易总值480万元，广州3340万元；到1856年，上海对英进出口贸易总值3200万元，广州1730万元，上海几乎达到广州的两倍。
从关税来看，1830年，江海关（上海）税银73,674.29两，粤海关（广州）税银1,663,635两，到1875年，江海洋关税银高达3,608,000两，粤海洋关税银1,709,578两。
1850年前后，随着粤海关关税总额的断崖式下跌，上海的关税总额则一路上扬。对此，广州并非没有“反抗”过。当时，两广总督曾建言粤海关“用外国人治外国人，语言通晓，底蕴周知，内地奸民无从煽惑勾串，于税务必有裨益”。然而，局面并未因此被改变。广州当时因循守旧，且多有腐败现象，外商无法在贸易中得到公平的对待。相较而言，上海则是冒险者的热土，相对公平的氛围给外贸行业带来了更多喘息空间。
资料来源：[美]范岱克，2018：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这个时期，大批的冒险家到上海创业或开设分支机构，更多的是从广州转移过来的机构，像怡和（原渣甸）、宝顺、广隆、沙逊、旗昌等。随着贸易北移，广州开始衰落，人口向北方流动。上海开埠时，城区人口有27万，而广州高达70余万，但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增至128万，而广州的人口反而少了20余万。到1874年，中国超过70%的出口和50%的进口都要经过上海（Furuta,2000）。
超越广州，远远不是上海最为高光的时刻，与广州曾经拥有第一大港的时代不同，上海的崛起处身于中国与全球贸易迅速扩张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的贸易总额远远高于广州的高峰时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的黄金时期。这时的上海不仅是全国的贸易中心，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文化和娱乐中心。金融方面，上海汇集了号称“四行两局一库”的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是中国资金的调剂中心，也是远东国际交易最活跃的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商业上，有著名的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南京路四大公司，销售全球最新上架的百货。当时，最新式的科技和工程也大多由上海最早引进，再向全国推广。
1949年以后：香港取代上海
建国之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支柱。在支持内地经济建设的同时，上海出人出资源，支持小三线建设，上海的一些大学也迁至内地，这些都使得上海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有所减弱。
此后，承接上海留出空位的地方，就是香港。
其实，在开埠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并不起眼，那时的主角是上海，香港更多的角色是转口航运中心。
这段时间，香港和上海的关系，可以从汇丰银行的成立中窥得一斑。据《上海通史》陈述，由于中英贸易规模的上升，外国银行开始趋向于本地化。汇丰银行是第一家大型的本地银行，其布局是以香港为总行，上海为主要业务地，汇丰香港和汇丰上海同时开业。上海尽管为分支行，但拟在上海成立董事会（后未有董事会，但规定持股与香港相同）。尽管香港是因割让设立的殖民地，承担一定的行政功能，但英国当时的发展重心是在上海。到1900年，香港人口不足30万人。
建国后，香港的发展机遇主要有两条：一是六七十年代赶上了东南亚经济腾飞的快车，二是八十年代以后成为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城市。
二战后，因种种原因，中国内地对外贸易停滞，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较大的打击。1940年之后，人力资源优势使得香港顺利转型为轻工业城市，生产纺织品、胶花、电子零件等产品。香港如今的富豪之中，有不少都起家于这些行业，如李嘉诚最开始就是做塑胶花的。香港也因此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
198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对外改革开放，制造业北移，香港的企业家开始向北进发。郑少秋主演的《笑看风云》中，包家北上东莞开设纺织厂描述的就是这个背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就是一直中国最大的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占比保持在半数以上。这些资金有的是香港本地资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它地区经由香港向内地投资。1990年以后，内地企业开始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香港成为内地经济主体资金融通的平台。到今天，内地企业已经成为香港证券市场最重要的上市公司类型。
另一个直观的层面就是贸易，尽管内地实行了改革开放，但贸易权仍然没有普遍向企业开放（一直要到中国入世以后），香港抓住机遇，重新调整为转口贸易，再次成为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城市，中国各级政府创办窗口企业专营进出口贸易，有中央层面的华润、航空技术进出口，也有地方层面的豫港集团、津联、粤海、越秀等。
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拉动了香港经济增速，也使得香港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直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从经济总量来看，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与上海的GDP与内地相比，都在8%左右。在随后的十几年内，香港经济增速远超内地，其GDP与内地的比重一度高至25%（1992年，以美元计价）。相反，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开放力度不够，沪港之间的差距被拉大。到1990年代，上海的GDP只有香港的20%。
香港回归以后与中国大陆的合作后迅速发展，且呈加速态势。贸易方面，据香港海关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1997年约11161亿港元，到2006年已经上升到23492亿港元，增长超过一倍。目前，香港成为内地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地和第二大顺着来源地。内地是香港最大的出口地、进口和转口对象。投资方面，自1986年始，到1996年，香港累计对内地直接投资项目约为16万个，实际利用的投资金额为965亿美元。到2006年底，香港累计对内地直接投资项目超过26个，实际利用香港资金达2770亿美元；2005年底，内地在港设立非金融类企业2500多家，投资存量达365亿美元，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4%。2006年底，内地在港上市的企业达367家，市值67089亿港元，占香港总市值的50%以上，成交总额的60%。
这一时期，在香港经济一骑绝尘的背景下，曾经风光的上海未免显得有些落寞。
2000s：上海复兴、与香港并驾齐驱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虽位列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开放力度仍然不大。到1990年，其经济活跃度已经落后于深圳。此时的上海，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低谷。1990年，邓小平多次鼓励上海改革开放，要像深圳一样搞，次年他则明确提出“上海要开放”、“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浦东。随后，上海开始浦东开发，推进各项改革。随后，上海经济开始腾飞，以高于香港近一倍的速度增长，并于2009年前后超过香港GDP。
2017年，上海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7.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28.5%（《中国经济报》），香港货物进出口总值10,560亿美元（香港政府统计处），两者相差无几。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也颇具成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融资规模在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年份开始超越香港。
上海的复苏，主要是中国经济腾飞所致，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从可有可无的角色跃居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的12.8%（2018年数据，据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美国排名第二，份额为8.5%。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复苏的原因与150年以前上海的崛起毫无二致，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地区唯一一个可以江海联运的中心城市，只要中国经济可以融入全球，上海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体量在全球城市中必然会有一个显著的地位。
随着内地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服务贸易中心服务内地的角色，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等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特区政府确立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经济定位，并将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服务定为四大支柱产业，目前是建立香港自身的高增值服务体系，在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内地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城市，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四个中心，近年还明确了“科创中心”的角色），2009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这些举措，毫无疑问是立足于上海是中国大陆与世界的连接点。很明显，上海和香港的角色明显有竞争的关系。
那么作为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上海和香港谁可以胜出？表面上看，与上海身处中国内地的中心区位相比，香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明显差了一层，时间稍长，香港是无法和上海竞争的。长期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Z/Yen公司每年提供两次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排名，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长期保持了前四名，但新近的几期排名中，香港下滑，第27期的排名中上海跃居全球第五，超过香港。
在这个时代的城市竞争中，区位依然重要，城市经济腹地的规模也很重要，但这些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对于金融城市而言，制度和路径依赖格外重要。2009年，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提出一个看法：英语、美元和普通法系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他认为，金融中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结果。伦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后来纽约的崛起取代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可是，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的发展，英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那些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伦敦再度成为与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在欧洲的扩张。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伦敦再度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
正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条件，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动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多的金融中心越来越依赖英语、美元和普通法系这三样东西。从此，金融中心就有了一个模式，不容易发生变异，这即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按前述逻辑延伸讨论，所谓的英语，指的是开放和全球化，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城市首先需要有足够规模的国际商务旅行和外国人在此常住；美元更多代表了资金可以稳定和自由的流动，而普通法则代表了自下而上的治理体系、习俗与规则不会轻易改变，商务与生活环境在确定性、适应性与连贯性可以很好的平衡。
不管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经验，还是香港当下的现实，金融中心的发展，一是依赖于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和国际同类机构竞争，如税收、金融监管、资金自由流动、法治水平，这些都是极为关键的要素，缺一不可。
在这样的视角下来看，上海有大陆的腹地优势，中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上海必然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上海要成为全球资金融通、交易的中心，那么就要问，全球其它地区的资金为什么要到上海这里绕个弯？与香港相比，上海目前还面临一些制度性短板，短期内基本没有替代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可能性。
三、枢纽城市：从区位到制度
水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陆地。城市离不开水，长江、黄河以及京杭大运河，在物资输送、战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宋代以来的近世，海运和远洋贸易渐起，海运堪称近代以前的高速公路，运输成本更低，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地区维度展开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为水运连接的节点，港口处于的城市，是贸易的集散地，带来了金钱，也影响了制度。
Acemoglu等人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西欧的崛起因而引起的东西方大分流的时间起点划在1500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部分国家通过大西洋与新大陆、非洲和亚洲有大量的贸易，这种贸易不仅直接通过彭慕兰所说的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西欧本土的生态困境，还引发了体制变换，大西洋贸易的增长，提高了商人利益群体的议价能力，限制了君主政体的权力，保护了商人的财产权，这些制度上的进步对后来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在交通成本决定物资输送的时代，区位的地理优势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和地位，唐朝的两京（长安、洛阳）及两京走廊是达官贵人集居的地方，但东南部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物资向西北部输运不便，城市发展的重心自然也会向东、向南迁。明清时代南方经济向北京输送的同时，也造就了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后来海运的兴起及津浦铁路的建设，让运河沿线的城市衰落，铁路沿线的城市兴起，济南、徐州、蚌埠等城市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在明清经济重心南迁的背景下，长三角及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内贸时代，上海并不是中心位置。但中国接入国际贸易后，上海就成为中国的中心，上海封闭以后，香港就替代了上海的位置。
回看过去150年沪港双城枢纽地位的轮转，在宏观层面是由中国开放与否决定的：中国的两轮封闭和窗口城市的需求造就了广州和香港；中国的两轮开放，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需求，两次造就了上海。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区位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地理的重要性决定了大城市出现的位置，因此培育出经济规模和制度习俗。在交通成本日渐降低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依然重要，但人和人决定在哪个城市集聚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路径依赖很重要，制度也很重要。
上海和香港的轮换并不特殊，纽约也经历了相近的过程。他以港口起家，最初主要向南方转运小麦面粉，依托港口，纽约的制糖、纺织、服装和出版业开始发展，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开始大幅降低，港口的地位变的没那么重要了。20世纪上半叶开始，纽约的失业率高、犯罪率也高。这时城市能不能摆脱衰退、实现复兴，取决于他能不能让聚集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而创造价值。纽约成功的走出了衰退，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纽约的开放、包容，使得他可以持续的保持高密度人口及人口来源的多元，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创新，通过金融、时尚等行业带动了城市的复兴（详情可见格莱泽所著的《城市的胜利》）。
上海第一次崛起，有接入国际贸易时所处区位的优势，也有广州因循守旧、制度落后的原因。而深圳的崛起则复制了上海的道路，彼时的上海已经不再是改革的领头羊，他恰如当年的广州，而深圳恰如1840年之后的上海，没有历史包袱，锐意创新，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全国四个一线城市之一。
深圳的法宝说起来并不新奇，和当年的上海几乎完全一样，一是深圳有区位优势，毗邻香港，联通内外，二是深圳作为特区，但历史短，包袱少，比其它的三个特区更特，更加包容、开放，市场化程度更高，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正式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如果严格执法，往往会挫伤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对于违法建筑、违规用人等现象也没有下死手去打击，也体现了深圳的包容。上海有“大”城市的先发优势，香港也有国际化和普通法的优良传统，但人并不必然会沿着这个路径继续集聚，他们还要看城市是否宜居，商业氛围是否繁荣，当下这个时代，这个更多与制度相关。
因此，要检视沪港两地的未来，还是需要回到历史。只有厘清这两个城市地位轮换的路径，我们才有可能一窥它们的未来。
（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汪天旸的相关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感谢任冠青女士的建议和修订。）
刊于FT中文网 | 2020-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