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秩序视角下的“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北京拟允许‘私家车拼车’”，这是最近两个夺人眼球的热点话题。

叫好的声音不少，争议的声音也不小。对于“常回家看看”，有人担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么要求的可操作性；批评“公益性合乘”（“私家车拼车”的正式学名）的，说它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直接让市场自发运行岂非更省事省心？

那么，经济学是如何理解这类做法和安排的呢？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一类所谓的“国家介入”问题。也就是说，“常回家看看”、“私家车拼车”这种事，需不需要国家介入，国家在这类事务上的介入是否有效率？

国家并非万能。尽管国家强大无比，但国家在什么事情上该插手，在什么事情上该止步，从长期来看，最终还是得服从成本约束。国家如果发现插手某种协议、某类交易，来担任仲裁者、执行人角色的成本太高，通常会采取两类做法，或者是放弃插手，让当事者双方自行处置，或者索性干脆宣布予以禁止。

那么，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国家倾向于放弃插手，留给当事者双方自行处置？或者说，国家不擅长处理哪类协议或交易？国家在处理哪类协议、合约或交易时不具有比较优势？

信息收集的成本是一个关键。如果国家在争议发生后、实施裁决时，发现它要获取用于完成裁决所需的信息，其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类协议或交易就不适合国家的介入。国家若是勉强要介入处理这类协议或交易的话，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形成极长的排队队列，其净效果就是将相关审理和执行押后到“无限期”之后，从而令相关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借以回避自己给自己安加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见的，“不了了之”。

在“常回家看看”和“私家车拼车”这两类情形中，若发生争议，那么那些与争议相关的资讯信息通常很难被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获知。即使获知，也很难甄别真伪，更难衡量权重。进一步，这两类情形中，当事者双方还都是亲人或熟人关系（学名叫“长期关系”），在这类长期关系的作用下，当事人双方即使愿意向第三方披露相关信息，也很容易改口或反悔，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第三方的信息收集门槛。

也就是说，在相关争议发生时，譬如“老人抱怨子女回家太少”或“某位拼车者说自己吃了亏”，国家作为第三方，若想介入并收集到那些足以用来做出判决的信息证据，成本通常是太过高昂的。换言之，这些个争议，更适合“私了”。这意思是说，国家在这两类情形中的插手，在效率上通常是低效的，在实践中普遍是难以施行的。

那么，进一步也是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既然国家在介入“常回家看看”和“私家车拼车”这两类情形时，缺乏执行效率，那么为什么它还要介入呢？

基于教科书的标准，以审视的眼光来观察，这是典型的所谓“法治缺失”现象。疑惑来了：这不是在增加法律法规吗，怎么能叫“缺失”呢？原来，教科书上的“法治缺失”指的是一种“真空中的法律世界”的状态，这个真空中的法律世界有个奇妙的特性，就是法律法规条文会自动地向奇琐奇细的方向发展，甚至演变成装饰性极强的繁文缛节，还动不动时不时进一步叠床架屋，向太空方向越升越远，跟真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从以公里计到以光年计。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回家看看”、“私家车拼车”都是这个叠床架屋作业或装饰工程的常规操作，是这个添砖加瓦过程的例行公事。

换个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以积极的眼光来看，这两个条文其实都含有进步的因素，甚至带有“法治缺失”松解的迹象。

“常回家看看”，含有对善规良俗的借重和加强的意图。要从“法治缺失”的状态走出来，向日常生活自发涌现的治理安排（比如善规良俗）中借取资源，是回到地面、回到人间烟火的有益尝试，它的指向是降低法律与现实的脱节程度。

而“私家车拼车”更是从传统的禁止式、否定式规制，大大地松退了一步，变成了局部肯定式、条件诱导式规制。试想，倒后二十年，对这类可能影响出租车经营的行为，相关的规制不是清一色的“不准”、“禁止”吗？从“因一瑕疵而全面禁止”到“后撤一步、松解一层”，这个“后撤”和“松解”，从客观效果上看，是给自发秩序的创造腾挪出了透气的空间。这点很是重要，允许自发秩序的创造和生长，假以时日，法治缺失的状态就有机会得以纠偏。

从进退的角度看，从方向的角度看，向自发秩序的回归、尊重和和解，是积极的因素在占据主导，尽管具体的手法显得有些尴尬，有些笨拙。我们有理由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刊于《东方早报》 | 20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