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职业转化推动真正的城镇化

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长期以来，在户籍制度下，农民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水平的教育、医疗、甚至购房机会，但农民却拥有自己的土地——虽然不能自由买卖。所以，开放落户，一方面意味着，打通了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福利鸿沟，而在另一方面却意味着农民丧失土地。

目前的城镇化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廉价的获取土地后，通过财政、投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带动GDP增长。

但是随着金融风险的积累，这种模式无法持续，所以，李克强表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暗含了对这种“历史模式”的批评。但是，如果仅仅把新型城镇化视为以福利推动人的身份转变，然后，通过新增市民去扩大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其实，在中国，城镇化一直在持续着。上世纪50年代，全国“156”个工业大项目上马，两千多万农民进城做工人，成为了城里人，同时，这些项目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一些城市本就因厂而兴。

表面上看，这一轮市民化、城市化的因素第一是工业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造就的工作机会；第二是有基本福利，有集体宿舍，分配房屋，工厂还提供幼儿园、学校、医院等设施；第三是提供了技能培训，技校、夜校、厂内培训都促使了农民到工人的转变。

但本质上，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不仅是农民福利的市民化，更是职业的城镇化，归根到底是生产的城镇化。其实，从古至今，城镇化的实质从来未变，都是人与更高技术的结合，是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具有更高生产力的群体的聚集。在现代，城镇化则是工业化的结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与高技术、新技能的结合是从群体角度着眼的。比如，同样是给别人做保姆，在农村能够取得的收入显然低于北上广，在把范围扩大一点，一个大陆的水管工的收入肯定比一个北美的水管工低得多，前者负担不起城镇化的生活，而后者却可以。这些工种虽然不是什么新技能，但是其服务的人群却从事更高水平的生产，因而这部分高收益可以外溢到其他的人群。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开始了一轮工业化的新征程。在外资、产业转移、技术转移、WTO的接连不断的刺激下，巨大的世界工厂形成了。中国广袤内陆农村的年轻人可以相对自由的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从深圳的外贸跟单员，到东莞的纺织女工，再到流水线上的装配工，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着各种不同层次的城市化。在过去三十年的又一轮城镇化中，中国的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20%跃升至50%以上，超过4亿人从农村迁入城市。

这些年轻劳工通过职业升级，从农业劳动转化为了工业劳动，并提高了自身收入，能够负担得起更高消费的生活，人的城市化就完成了，进而推动城镇化。这种变化的最终驱动力在于职业的转化。从整体上看，在人和更高技术结合，发生职业转化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素质并不重要，流水线上的劳动培训已经足够，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外部的技术注入。当一个农民经过简单培训与先进技术结合后，哪怕是一个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他的收入提升也能明显提升。所以，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角度，虽然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农村居民的3-5倍，但这和他们变为城里人一样，只是工业化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

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外界对中国的技术注入已经放缓，以美国为首的再工业化，可以看做这个过程的一个表征。

那么，能继续带来农民职业转化的动力源头，只有依靠中国自身的产业提升，创新带来的额外附加值的扩散。而产业转化、提升的过程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所以城镇化本身也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现实却相反，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城镇化中的“化”字都暗含了短期内改变的意思。在这个短期内，土地财政驱动下，政府竭泽而渔的拿掉了土地，然后，把一群不能实现职业转化，不能获得更高收入的人推向城市。于是，小区的车位停满三轮车，花园被种上蔬菜，游泳池被用来晒谷子，不能实现转换的农民就沦为贫民。但同时，政府却将福利视为单纯的成本——有专家认为，转换一个农民为市民，在就业，公共保障等方面的成本为20万元，而大城市还要多。

其实，所谓转换农民为市民的转换成本，本身只能源于这种竭泽而渔的城镇化。城镇化政策层面的短期含义，以及地方政府实际操作中更为短期的行为，实际上都与城市化内在的长期性相抵触，这种抵触产生出农民的转化成本问题。

真正以人口自由流动，产业转型、职业转化，就业，人口聚集来推动的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是长期的，在经济上也是循着经济规律发展的、是可持续的，完成了职业转化过程的农民，其产出必然大于消耗，即使在政府收支层面也是如此，所谓政府拿钱来弥补城乡不同级别公共服务的问题也就自然解决。

但是，这种职业转化，并随之带来的家庭的自发的转移也并非能在几年内完成，在很长时间内，也许一两代人内，这种高质量的城镇化过程才能完成。在这个长期过程中，一些人必然往返于城与乡之间，既保留土地，又通过对社会的贡献，通过纳税获取一地的福利。他们的选择应该尊重，这种两栖的城镇化过渡形态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农民的应有权利。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