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逃票与冉阿让偷面包

毋庸讳言，上海地铁中逃票现象一直存在，有人钻过闸机，有人越过闸机，有人冒用老年卡。原因多种多样，大多数是心存侥幸，想省钱，少数因为卡出问题，急于上车。据统计，上海地铁每日逃票者达万人，年损失1000多万元。

有人认为：如果把逃票行为记入跨多行业的综合征信系统，使逃票者在购房时得不到优惠利率甚至贷不到款，或在就业等方面也遇到障碍，就能很大程度上制止这一现象。所以，在最近新一轮整治中，地铁方将收集逃票者的身份信息移交上海市有关部门，拟进入本市个人征信系统。

如果把这段话说成大白话，就是，“你要逃票，我就让你找不到工作，买不了房”。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话：“你要敢偷面包，我就毁你一辈子，逼得你隐姓埋名”——这个桥段很熟悉？是的，前不久，我们才从电影里看到。《悲惨世界》里，冉阿让就因为偷了一个面包，入狱多年，出狱后，烙印仍然存在，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最后只有改换身份。

在今天的上海，地铁虽然比公交贵，但是方便、不堵车，对于匆忙的年轻人而言，地铁和面包都是上班的最基本需求。从逃票者钱包中只有40元、甚至还有人跪地求饶都不难看出，犯下这些“心酸的罪恶”的人，并不见得比偷面包的冉阿让有更好的境况。

其实，逃票与乱穿马路、随地吐痰等现象性质相似，都属于素质范围的小恶，但却有观点认为要区别对待，认为乱穿马路是个人习惯问题，应当以教育为主，地铁逃票则完全是恶意的，伤害了公众利益。其实恰好相反，乱穿马路的外部性很大，会危及行驶中的车辆中的多人安全，而逃票只损及了地铁公司。

从经营规律上看，地铁公司只要在出入口设立检查岗位，就可很大程度上杜绝逃票现象，但增设岗位制止逃票的收益显然不足以抵消人工的支出，这种现象在商业中大量存在，比如，超市就把小件物品偷盗率计入成本，而不是采取航空式的安检措施，这都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但是，对作为国企的地铁公司而言，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呼唤权力，提高威慑。

信用档案制度多用于金融领域，通常记录的都是持续的、有一定金额的经济行为，比如还贷、信用卡还款等情况，目的在于通过记载理性决策行为，反映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供金融企业参考，避免发生高风险的借贷。但是，日常生活中的逃票性质完全不同，它几乎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有时候只是一刹那间的想法，所以，对金融企业而言，逃票情况写入信用记录并无太大参考价值。

但是，一旦实施这个规定，金融企业就会参照执行，这就会导致一时糊涂、犯下“心酸的罪恶”的年轻人，在就业、购房贷款等一系列问题上付出惨重代价。从这个角度而言，记载逃票就根本不是什么征信档案，而是一个听着非常熟悉的东西：道德档案——通过行政手段，对大众进行道德胁迫。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胁迫来自一家企业。从法律上看，逃票是个人与企业间的经济纠纷，和吃兰州拉面的霸王餐性质完全一样，即便真要记入征信系统，也必须对所有企业公平，能够让权力站岗、获得征信系统庇护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也有人说，在欧洲，逃票会受到严厉罚款，而且还会接到法院传票，在诚信档案上留下污点。但是，法院的传票通常只针对那些一年中多次逃票的人，而且，上海地铁日载客600万，1万人逃票，逃票率仅在0.16%，而法国是4%。更重要的是，那些人有意识地忽略了欧洲优越的福利制度。

当然，逃票是错误的，侵犯了企业的财产，应该受到惩罚，但“罪”与“罚”一定要相适应。发现了可以按规定罚款，拒绝罚款就交给警方处理，的确，警察会不胜其烦，地铁公司也不划算，但这正是法律的程序，所以，那些企图用权力进行道德胁迫从而提高威慑的行为，实际上却违反了更为基本的社会准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民的行为瑕疵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的现象，如果对公民的行为瑕疵保持绝不容忍的态度，唯有无处不在的“老大哥”才能实现这一切。

无论如何，当一张地铁票和冉阿让的面包同样沉重的时候，对个人来说是悲惨的，对社会而言，悲惨也不会太远。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13-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