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哭与让鬼笑

在中国，大型灾难之后，持应暂停娱乐观点的人颇多。比如有人就认为“虽这并不代表可以将自己的悲伤加诸他人”，但“暂停娱乐也是有必要的，是对逝者的尊重和生者的慰藉。虽然每个人都有不悲伤的权利，但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他人的悲伤，肆意放大自由的边界，这正如在别人家的葬礼上嘻嘻哈哈，少不了被抽一顿大嘴巴”。

应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娱乐对悲痛的避让，只应是一种大氛围下个人、企业、媒体的自我选择。观众如觉得不合适，不希望看到歌舞升平，希望看到万众一心，按下遥控器，自己不看就是。媒体受市场控制，尊重的是大多数人的意愿，自会以观感权衡利弊。但这都是一种自律，只可律己，焉可律人？

这种认为暂停娱乐也有必要的观点，看似只是一种道德提倡，但“必要”两个字隐隐约约的露出了几分强制。“暂停娱乐也有必要”是一个缺省主语的结论。谁来暂停、谁来执行？当然是政府。而“政府+必要”的时候，“暂停娱乐”就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强制，这就和“这并不代表可以将自己的悲伤加诸他人”的观点产生了矛盾。从这一点上讲，作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并试图做出一些调和，但即使如此，也仍不能避免这种逻辑破碎。

当“暂停娱乐也有必要”变为了一种有意无意的道德绑架时，就已经侵犯个人权利——在别人家的葬礼上嘻嘻哈哈当然会少不了被抽一顿大嘴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权利去别人家里，别人心里设立灵堂。所以，如果上升到行政层面，禁止个人娱乐，那就更不可取，也是禁不起推敲的。

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期间，在广场上，一个小孩子在玩轮滑，一个老人义愤填膺的报警，但连警察也迷惑了，轮滑算娱乐还是算体育呢？除了玩滑轮，网吧呢？小区里面的麻将室呢？在家里唱卡拉ok呢？如果是娱乐，又由谁来执行处罚，处罚的程度、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暂停娱乐，只是“坏事变好事”的宣传手法的一个环节，是由多难到悲伤、再到激起、奋发、凝聚的一个中间环节。这并不是说国家层面的集体悲痛、纪念是不应当的。而是说应以另一种更强有力、更实际的姿态出现：我们乐于看到降下的旗帜，乐于听到死者的名字一个个被念出，乐于看到因为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冤屈被国家强力追讨。而我们不愿意看到，一边强迫活人不许娱乐，却同时叫嚷着“做鬼也幸福。”

其实，让人哭，让鬼笑，这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在此之前，讨论暂停娱乐的必要，其实是一种看似积极的犬儒。公民权利是调整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最合理的底线，企图在这个之上寻找一种道德、礼仪的规范，最终是授人以柄，规定人笑和哭的权利最终会落到权力手上。

时间往回推16年，1997年，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举国悲痛自不必言说，也停止了全国娱乐。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却是，一家人仍然如期举行婚礼，没有人任何人去干涉。如果时间再往前推21年，1976年，当毛泽东去世时，这一切是不可接受的，非但不可接受，不表示悲痛都是不可以的。某种程度上，伟人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集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一种集中投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点滴之间，反应着中国的进步和集体主义的消退。

集体主义在一开始，在最初的细节上，的确是令人激动的：虚假的主人翁感、强大的凝聚力、个人溶于集体的强大感、共鸣感，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道德纯化的快感，都令人陶醉。但是，需要警惕的却是，从集体主义到国家主义对个人权利的抑制，最终却会损害个人福利，甚至个人的生命。

一则看似不相关的消息，其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注脚。雅安地震发生时，余震不断，成都震感强烈，8:45开考后，西南交通大学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5号考场有六人起身跑下楼，但监考老师以怕泄题为由，劝阻了他们，部分同学当场被吓哭，但仍在余震中完成了考试。老师害怕泄题的背后，还是为了所谓国家机密，国家利益。而个别人选择起身下楼，也是对集体的一个背离，在“集体不动，个人也不可动”的思维历史惯性下，老师就会出面制止。可见，集体主义、国家主义除了带来快感，也很容易从暂停娱乐滑向漠视生命。中国历史中，从集体的原木到集体的羊，这些事情难道还少了么？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