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就是慈善领域的竞争

四川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后，企业闻风而动，纷纷解囊捐款，万科捐款200万，腾讯捐款500万，阿里巴巴捐款500万，史玉柱捐款200万，潘石屹捐款500万，中国平安650万，捐款过2千万。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由于万元餐费发票、高价帐篷、郭美美等严重伤害公众信任的丑闻，截至20日16时，收到捐款不足4万元，还有，一片骂声。

实际上，作为一个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非常特殊。中国红十字会并不与国际红十字会在规章、行动、人事上接轨，有自己的一套，一方面可接受捐款，另一方面还有国家给予政府的津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力量，不过是政府收完税收之后，再次募集资金的一个政府部门。

也正因为这种官方色彩，在当下中国严峻的廉政大背景下，红十字基金会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丑闻中摆脱出来。从此次地震之后的募款开始，舆论对其的批评甚至近乎不近人情，其微博遭遇了众口一词的“滚”字。当然，由于红十字基金会冰冻三尺的公众形象，批评虽情绪化，但却有合理性。这种对红十字基金会的批评也在蔓延，除了红十字基金会被无情批评外，得到众多企业信任的壹基金也被指出某些缺陷，甚至声称壹基金未必真就比红十字基金会好。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呢？

有人说中国人在这个时候应该“众志成城”；还有人深沉的把话说得更中允、更深奥：“在这个时候，抹黑壹基金或痛批红十字会，都是极坏的、不合时宜的”，“应丢掉‘找一个敌人去讨伐’的习惯性对抗思维”。

首先，这种提法存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为这种以“灾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要做伤害救灾凝聚力的事情”来制止不同声音，实际上就是“找一个敌人去讨伐”，从而强迫“团结”，消灭“思想市场”上的竞争，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竞争的老论调与老做派的翻版。这种论调的一个变形后的体现则是“坏事变好事”的宣传手法，甚至也为从更大层面上进行道德绑架提供了观念基础。

其次，慈善领域的竞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竞争，更多的需要批评，信息公开来促进和达成，以红十字基金会的形象，如果今天不批评它，就意味着多边声誉和惩罚机制的失效，就缺乏一种机制来督促、甚至淘汰无良慈善组织。即便从细节上来看，批评暴露出来的是缺陷与不完善的地方，这些信息的流动能帮助慈善机构更快的解决问题，调配资源。每当灾难发生时，信息不畅、沟通不顺、各种困难涌现，往往是最需要信息通畅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批评声音更多、更密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结果。所以，不管是从宏观来看，还是从具体工作而言，舆论的批评都是慈善领域竞争不可或缺的空气和阳光，只会更好的促进被批评者把工作做好。

最后，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红十字基金会被激烈批评之后唯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知耻而后勇，把事情做得更好。难道，红十字基金会真会因为被喊了滚，就甩手不干，或者在具体工作中带上某种情绪了么？显然，作为一个组织的红十字基金会不会带有这种非理性的个体性人类情绪的。实际上，红十字会对此作出的表示也是：“埋头苦干”。其实，这种模模糊糊指出“批评阻碍救援”的论调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假设，那就是“组织的拟人化”。通过对组织赋予人格、人性来使本该由大众舆论进行讨论的理性的公共事务，变为一桩私人感情，于是，“卖萌”、“撒娇”的政府形象模糊掉了政府机构和公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卸掉那些公共义务与责任。中国社会中无数非人化、组织化的“父亲”、“妈妈”都是这一现象的体现，反映出组织和民众之间严重的权责失衡。那些一味宣扬众志成城，压制批评的论调，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了在历史中被反复灌输在大脑沟回中，而他们却毫不自知的那些烙印。

对红十字基金会、甚至壹基金的各种批评，非但不可能阻碍它们把救灾工作做得更好，反而督促他们展开竞争、提高效率、透明度。公众是乐于见到慈善领域的竞争的，不管是壹基金还是其他慈善组织，甚至，以最大程度的包容，接受以红十字基金为马甲的政府部门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竞争。因为只有通过不同背景的各个慈善组织在资金透明度、信息透明度、管理费比例、公共关系等多个领域进行平等竞争，在相互竞争中互相促进、互相淘汰，效率更高、更透明机构胜出，促进我们慈善领域的高效发展。

对于这场竞争，最坏的局面就是裁判员下场做运动员，以挂靠、许可、整顿、清理、不给法人地位，控制募集来的资金使用等多种方式阻止、干扰、消灭竞争对手，造成一家独大的结果。

可喜的是，中国慈善领域的发展在不断加快，合法权利也越来越多的得以实现。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民政部承担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将进行重大改革，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四大类社会组织今后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但愿，这些政策上的利好在不久的将来切实的变为被救助者的获益。

刊于《大家》专栏 | 2012-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