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平台的监管边界在哪

随着互联网与O2O模式的发展，各种外卖平台的兴起，吃饭也越来越方便，只要动动手指，在叫餐平台点一下，想吃的饭就会送到家门口。不过，餐饮外卖平台的安全问题，一直有着诸多的报道，而今年的“3·15”晚会把这个问题推到舆论的顶点。

笔者楼下原本有一家小店，老板为人很好，店堂窗明几净，不过因为客流限制，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后来小店加入了外卖，由于周边有一家大学，外卖需求很旺。这种转变，是因为餐饮业的经营者，特别是小餐饮经营者，在外卖平台上彻底从熟人社会迈向了陌生人社会。

外卖，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相比在餐馆堂吃，是一种更彻底的分工，从这个角度，可以引入风险社会的概念。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向风险社会转变，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控制风险，首先要厘清责任。

有人为“饿了么”辩护，说一分钱一分货，外卖那么便宜，能指望有什么保障呢？这种说法，看似从市场角度出发，但忽略了市场中一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很难辨识一种产品的成本，即便在最低成本之下，也可能由于营销、补贴的原因，低于市场价格出售。正是因为消费者无法识别一个产品的成本与质量，所以市场发展出商誉机制。

市场中的商家，都有自己的商誉，消费者认可这个商誉，认为平台上买得到的外卖，都能达到安全、卫生的最低要求，然后根据这个认识去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平台实际上，承诺了自身售卖或者通过自身售卖的产品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些网页上诱人的美食图片，干净的厨房店堂，都是宣告着这个承诺，所以，平台当然有义务，提供安全、卫生的食物。达不到这个最低标准，甚至自己员工为了业绩，引导商家虚构地址，默认黑作坊，平台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现在各种平台很多，平台的监管、打假的责任边界在哪里？顺着同样的逻辑下去，不难发现更深入的答案。

同样的，加入平台的商家首先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只要证照齐全，平台就可以认为商家得到了政府的背书，处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之下，就达到了安全、卫生的最低标准。与消费者识别平台的商誉一样，平台根据政府的许可来行动，也是成立的。这就意味着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等齐全的餐馆为外卖平台供应了不合格的食品，外卖平台是没有责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央视揭露之后，起码对于那些证照齐全的餐饮经营者的违规行为，各地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逻辑上，应该与“饿了么”处于同样的被批评地位，而不是反过来，用指责“饿了么”、罚款来摆出事不关己的姿态。

监管部门能置身事外，某种程度上，源于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逻辑。

电影《蜘蛛侠》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过，在现代社会的风险控制机制中，这只能是心灵鸡汤或道德召唤，再退一步，是商誉与竞争的要求，不应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法律与契约要求。同样的，在中国社会的监管与打假舆论中，有一种错误的逻辑，那就是：谁赚钱越多，谁就该负责。比如，明星做广告，就必须替代技术监督局、工商、食药监督部门尽审核义务。消费者被虚假产品欺骗了，不是要求厂商本身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而是要求明星负责。同样的，消费者在淘宝买到了假货，首先指向的是马云，而不是具体的商家。

此次外卖平台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相关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绝不是说，餐饮经营者加入了外卖平台，食品安全就是平台的责任，政府相关部门就可以不管。既然如此，相关部门自然不能一罚了之，而是应该与平台一起，接受批评，然后与平台合作，努力建立与新业态相适应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平台方肯定也是欢迎的。

不过，政府有责，并不是意味着，作为市场主体的平台应该坐等政府。毕竟，现代社会除了运行在权利、法律体系之下，还有一个更好的机制，那就是市场。

市场的优势，或者说市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市场都会比政府做得更好。比如在打车软件领域，平台就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安全担保，除了传统的资质审核与培训，还有每一次打车的详细数据记录，上下车时间、地点，高额的人身保险，更人性化的服务，这些都提供了超越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安全保障。

反观外卖平台，员工为了业绩不择手段，显然是基于考核压力。现在各大平台的竞争，着眼于融资与上市，业绩、销量、用户数甚至比利润更重要，这必然导致“萝卜快了不洗泥”，积累隐患。爆炸式发展积累下的风险，一旦爆发出来，不但对行业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对行业中的企业而言，也很可能成为目前激烈竞争的外卖行业中的黑天鹅事件，此消彼长地改变一个企业在行业内的份额。

刊于《上海经济评论》 |20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