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经济形势低迷，社会各界都在寻找启动经济复苏的钥匙。不管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是供给侧改革，目标都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也堪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不足，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低劳动力成本一度是“中国制造”最大的优势。2007年次贷危机以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5.15美元，按每月21.75个工作日、日工作8小时计算，合每月896美元。此时，上海的最低工资为每月750元，仅为美国联邦水平的11%。

次贷危机以后，全球多数国家的劳动力薪酬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而中国的劳动力在频繁的经济刺激政策驱动下，工资增速未曾降低，多个年份还成为全球第一。2015年，上海、深圳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升至美国联邦的25%。此外，人民币对美元、日本还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以人民兑日元为例，2011年以前稳定在1人民币兑12日元的水平，到2014年底人民币升值到可以兑近20日元，升水超过60%，结合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与工资水平，中国劳动力没那么物美价廉了。近几年，广东、江苏等地的外资企业生产制造部门纷纷结束工厂，转向本土或东南亚国家建厂。

劳动力成本高企有人口结构“双降”的因素：全国劳动力绝对数量连续多年下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增速也降至零，这些推高了劳动力的薪酬水平。但也要看到，劳动力市场丧失灵活性也是企业用工成本高、不愿意雇工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劳动合同法》等用工制度日渐僵化，对企业在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赔偿、大规模裁员、薪资调整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在劳动争议调整方面，企业在仲裁制度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束缚了企业的用工自由。

其次，针对劳动力的保护越来越多，如假期、社会保障等。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地方实践中，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绝大多数劳动力保护的义务落在企业身上，如生育假、婚假、计生奖励。企业承担的社保、公积金缴费义务更是高达员工薪酬的30%，这些缴费大多用于政府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员工并未获得直接收益。社保缴费义务过重是东莞等地劳动力密集型外资企业关门的主要原因。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丧失，也催生了大量的非正式雇佣，在餐饮、建筑等行业的劳动力，有相当部分是没有劳动合同、未缴社保，经营主体也未在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在上海，非正规就业人数高达400余万，约占适龄来沪劳动人员总数的42%，官方将其统计为“灰色就业”，认为其就业状况并不明晰。僵化的劳动力保护制度，反而恶化了低端劳动力的生存处境。

劳动力市场实现配置效率的另一个障碍是区域市场分割。过去三十年，劳动力持续从中西部向东部、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流动。数据上来看，有64.7%的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其中8.1%流入直辖市、22.4%流入省会城市、34.2%流入一般地级市，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入大城市比例更高，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

大城市并不欢迎人口流入，它们是限制向非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最为严重的地区，北京更公开推出“以学控人”政策，拒绝向非户籍劳动力子女提供义务教育，逼着外来人口离开北京。这些城市在设置居住、落户条件的时候，有意地加入缴纳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前提，严重降低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性，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也是供给侧改革，调整的也不仅仅是《劳动合同法》，让劳动力市场恢复其灵活性要有宏观视野。推进户籍改革、全国统筹社保、打破区域劳动力市场割据是最关键的一步，然后才是楼继伟提到的调整现有劳动制度中过于僵化的条款、减轻企业身上的过多义务。

刊于《上海国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