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专车与硅谷之路

7月23日，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执法总队、发改委、工商局等八部门约谈滴滴快的、优步等专车平台，并指出专车平台利用私家车、租赁车辆从事运营服务涉嫌非法运营、逃漏税、违规发垃圾短信、垃圾广告等“四宗罪”。以往对专车平台，往往只有城市运管部门出面约谈，这次却出动8个部门，看来专车平台的“违法行为”已经很严重。

是的，从相关机构的统计来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专车发展确实迅猛。据中国IT研究中心（CNIT）于7月初发布的《2015年中国移动出行应用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2015年6月中国专车安卓应用市场，滴滴专车（含一号专车）下载量超2亿，日均订单量在300万以上。而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滴滴专车还未上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能获得这么大的市场份额，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如果换作其他行业，拥有海量用户和巨额订单交易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是对于这些专车平台而言，这种史无前例的扩张速度和成绩也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专车平台的快速扩张是游走在灰色、甚至是越过红线之后取得——专车平台订单量的迅猛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依赖于私家车的加盟，而私家车从事专车运营，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也正是如此，订单数量越大，专车平台的法律风险也就越大。如前所述四宗罪中的“非法运营行为”就很有杀伤力，这不仅是违法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触犯刑法而需要被追责。如果仔细对照法律条文，我们会发现私家车主从事客运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非常相似，“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尽管到目前为止专车平台并未受到非法经营罪的指控，但是很多从事专车运营的私家车或者租赁公司的汽车已经尝到了“违法”的后果。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透露，截至7月22日，该市交通执法总队共查处非法运营私家车、租赁车2147辆，涉及“滴滴专车”平台从事非法运营车1211辆，涉及优步平台170辆。而在此前的6月2日，该市交通执法总队查处非法运营车辆963起，涉及滴滴专车207起。换句话说，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运管执法部门查获的“非法运营”数量就是前六个月的一倍。是这个月的“非法运营”更多了？在我看来最为可能的原因是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相关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

按照《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经营出租汽车业务的，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暂扣车辆，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每辆车1万元至2万元处以罚款。”如果按照每辆车罚款2万元计算，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北京交通执法总队就为地方财政贡献2000多万的收入。2000多万的资金对于北京市政府一年超4000亿的财政收入是九牛一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910元，一个罚款可能就是一个劳动人口将近半年的收入。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2000余万的数额并不大，但是有关部门对专车保持高压打击，却会遏制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氛围，而这和国家所提倡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背道而驰。而从国外经验来看，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自从美国有了硅谷之后，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在反思，为什么我们这里成不了硅谷？原因在哪里，是这些地方缺乏资金、缺乏人才吗？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曾公开表示，谷歌为什么无法在伦敦诞生？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缺乏一流的工程师和充裕的资金——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一直以来并不缺钱，而是英国过时的版权法。版权法为什么能够影响创新？卡梅伦引用了谷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对英国法律的抱怨：谷歌服务依赖于对互联网上所有内容的一次性快照，而英国对此种方式并不友好。在美国，依据“合理使用”条款，谷歌的搜索引擎可以无需获得版权所有人的同意而跨越版权侵权的界限，但是英国却没有类似规定。正是基于此，谷歌不仅仅不可能诞生在英国，甚至还不愿意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

以上是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法学院Anupam Chander教授在那篇名为《法律如何成就硅谷》中的一个片段。和通常以教育和资本这两个角度解释硅谷奇迹不同，这篇论文从法律层面解释了为何在互联网时代硅谷能够引领时代潮流。Chander认为，正如19世纪美国法官通过几个著名判例确认了补贴工业发展的思路，改变了普通法，美国的立法者则是在千禧年之际通过改变法律促进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而相比较之下，欧洲和亚洲则是实行严格的中介责任（intermediary liability）制度、僵化的知识产权规则和强有力的隐私制约，从而制约了当地的互联网创业者。与美国法律青睐于在商业和言论上使用新媒介相反的是，欧洲和亚洲则更多关注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使用者则处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企业的中介责任，美国法律在不断缩小互联网企业的中介责任，而韩国却在最新的电信法中不断给互联网企业增加中介责任。也正是如此，Chander教授发出这样一个感叹，一个在美国是被视为创新而值得庆祝的行为在韩国却会被投入监狱。

再回过头来看目前的专车市场。在专车出来之前，各个城市的出租车服务普遍存在着“打车难服务差”现象，尽管各城市当局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问题却始终并未得到解决。直到嘀嘀快的提供专车服务，这个现象才大幅度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而以往的出租车服务则是大量依赖于财政补贴：2011年和2012年，北京市财政对出租车燃油补贴预算均为6.28亿元，而在2014年则为7.2亿，折合下来每辆车将近1万元。但出租汽车企业和从业人员享受了巨额补贴却并未给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现在有民间资本愿意给从业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政府却出手禁止，甚至予以重罚，从哪个角度上看逻辑都存在问题。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但是从不少政府部门频频出手对专车予以重拳打击的事实来看，不少政府部门对此还是“口惠而实不至”。是的，专车服务和现有的出租汽车管理规定有相抵触之处，但如果政府能够再包容一些，修改相关的法律而不是依据现有法律打击这些企业，或许中国就会在这领域里出现几个世界级企业：凭借着庞大的人口优势，滴滴快的日均订单量已经远超Uber，这是自有互联网以来中国本土企业鲜有几次超越国际巨头的机会。

从上世纪以来，中关村一直以中国的硅谷自称，尽管这里也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确实也诞生了一大批公司，但是从目前来看，能比肩国际一流的公司凤毛麟角。现在诞生于中关村的嘀嘀快的，离这个目标很近，如果没有法律的桎梏，它很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约租车公司。但是，法律能给它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吗？

刊于《财新网》 | 2015-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