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独二孩”申请渐冷看“全面二孩”的紧迫性

近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中国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就全面放开二孩问题，首度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而放开单独两孩之前的预测与现实申请情况存在较大落差，今年上半年以来，广东“单独二孩”的申请与获批远远代于去年同期，日均获批数为183对，仅为开放初期申请数的40%。

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是不争的事实。抛开人口年龄分布透露出的严重警示，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是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变量，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劳动力投入和消费需求的规模。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连续下降到今天。其中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连续四年放缓，新增规模从2010年的1245万人降至2014年的500多万人。

其次，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直接反映为用工成本上升。过去十几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处于转型过程，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劳动力是主力，近年开始的非农劳动力升级换代还未大规模展开。在这个时候劳动力出现短缺，用工成本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抑制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生产中的比较优势，近年国内出现的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搬离中国就是这一现象的最佳注脚。

再次，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滑，使得中长期内人口抚养比将快速提高，在职职工的负担越来越重。到2012年，中国缴纳养老保险的人群中，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例已经接近3，并处于下降趋势。未来潜在的养老缴纳人口年龄并不小，以农民工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降幅近10%；而5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由2010年的12.9%上升至2014年的17.1%，增长了4.2%。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养老保险体系，在职职工的抚养人口会快速上升，进一步弱化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一孩政策呼声叠起，但调整生育的决策相对滞后。首先放开的是“单独二孩”，官方对此也表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度，2014年4月17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表示，“单独二孩”实施后全国每年将新增出生人口为200多万。而实际情况，据梁建章、黄文政等人的统计，到2015年3月底，也就是全国启动政策平均满一年的时候，全国申请数量仅为128万，扣除水分较大的山东省的水分，全国申请数量应该仅有105.4万。申请的数量尚且仅有100万，最后能生出来的新生儿，肯定不足100万，仅有预估值的一半不到。

从广东的情况来看，广东是人口大省，也是生育观念传统的省份，按理说生育率和生育人数应该远好于全国水平。但从2014年的6月开始，广州申请单独两孩人数开始呈下降趋势。去年5月还有4870例申请，6月份降到3577例，并逐月下降，到12月份时，申请人数仅为1482例。申请数下降的主要因素是高龄产妇的积累生育需求已经充分释放，而80后家庭的生育意愿不强。据广东省的调查，80后的双独家庭，想生孩子的占80%左右，想生两个孩子的仅占47%，意愿生育率仅为1.3左右，再加上生育障碍和不孕不育的，实际生育率远低于目前国家公布的实际生育率。

既然人口形势如此不乐观，“单独二孩”也没有起到延缓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趋势，为何“全面二孩”以及更宽松的人口政策仍未推出？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认为“生育政策的调整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权衡利弊，审慎决策”。人口政策是诸多政策的基础，尤其在人口结构处于转折时期，如何调整更显得关键。

然而，从人口总的趋势来看，人口规模下降已成定局，“单独二孩”申请遇冷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更宽松的人口政策的基础已经形成，决策层没有任何理由再做推托。显然问题不在外部环境是否已经成熟，而在于内部决策的程序和时机，亦即杨文庄提出的，“按照中央的部署，依照法定程序，逐步调整完善”。

我们应该如何推动未来的生育政策？首先应该明确事实。正如卫计委所述，加强初生人口的监测，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目前人口统计过于依赖政府口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计生部门。以山东为例，山东实施“单独二孩”晚于绝大多数省份，但到2015年5月底，山东省共受理“单独二孩”生育申请数量竟然达到37.5万份，占全国申请数量的26%，而其人口占全国之比才7.2%，众所周知山东是执行计生最严格的地区，这意味着山东的单独二孩数据有明显的水分。

其次，正因为人口政策是国家大计，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的重点应该以顺应人民的呼声为最高准则。这意味着短期内合意的生育政策应该尽快的推出“全面二孩”，让合乎条件的高龄产妇、70后家庭生育他们想要的二孩，这不仅仅是延缓中国生育率下滑的良策，对于少数70后家庭来说，这更是莫大的福音。

刊于《新快报》 | 201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