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保护的根子不是环境保护

7月11日，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高层论坛表示，中国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刻不容缓。据悉，中国土壤水土流失、盐渍化、酸化等问题突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已经威胁到中国的粮食、食品以及饮用水安全等问题。

土壤污染不是新话题，耕地尤其是重灾区。此前就有媒体披露湖南等地出产的稻米被查出镉金属超标，“镉米危机”也存在于多个省份。2015年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显示，全国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的耕地占比2 .5%，污染或超标耕地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湘鄂皖赣区、闽粤琼和西南区。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在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的数据更不乐观，它认为中国2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份25个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大量工业“三废”排放造成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巨大的土壤保护的压力，促使环保部推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环保部按此前空气和水污染防治的“气十条”和“水十条”的思路，正在推动被称为“土十条”的“全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希望在6到7年内，遏制土壤污染恶化趋势。

然而，推动立法以遏制土壤污染恶化可能是环保部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土壤污染防治的重担在土壤之外。首先，土壤的污染来源之一是非农业的经济行为，主要是工业“三废”。据前述国土部的报告，全国无重金属污染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两类地区：第一，经济发达区域如苏浙沪和东北的重要城市群附近，这些地区虽然工业集中，但其技术水平和地方政府能控制污染排放，第二，经济不发达地方，如青藏地区，根本没有工业，也排不了污水。污染的大户大多集中在经济中等发达且有重污染企业的省份，如湘鄂皖赣等。换言之，土壤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

更进一步，土壤污染严重的地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要发展工业，而在于他们的工业还不够集聚、发展水平不够高，呈现小散乱，没有能力治理污染(提高排放标准)，也承担不起那个成本。但他们又要养活很多劳动力，被迫在“要镉米还是要生活”之间做选择题。问题在于，发展工业要有比较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省份都有这个优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为了政绩、降低失业率、提高税收收入，最后只得硬着头皮去搞有污染的GDP。要保护这些地方的土壤，环保部面临直接的抵制理由就是：如何解决当地人口的吃饭问题？

其次，土壤污染、酸化的原因还在于耕作方式。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公斤左右，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左右。过往中国的粮食与耕地政策，强调耕地数量有限，提高总量和收入自然要提高亩产量。

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很慢，除了杂交水稻等跨越式提高亩产的技术以外，提高亩产主要靠劳动力、农药和化肥的投入，这些都是以污染土壤和透支土壤肥力为代价的。据调查，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相比，东北黑土地有机质明显下降、耕地碱化趋势明显，东北地区耕地有机碳含量下降了21.9%，这主要是化肥过度使用和不采用一作一休(耕作一年，休耕一年)造成的。只是，不如此透支土壤的肥力，农民又要靠什么吃饭呢？

土壤污染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要彻底有效地保护土壤也只能从降低土地上承载的人口来入手。第一个层面，放弃地区间经济均衡发展的思路，允许非农劳动力、工业企业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这些地区没有工业和非农劳动力了，自然也就没有污染了，也不会有劳动力要吃饭的危机。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集聚水平也有能力去承担防治污染带来的成本。

第二个层面，改变目前小农经济状况。政府应当在户籍、新增就业岗位等方面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劳动力转移创造便利条件，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水平，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人均耕作的耕地数量提高，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通过集约化经营，加强管理、合理施肥与轮作，提高生产效率，这时顺势提高粮食生产质量标准，也不会危及农民的吃饭问题。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