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刷机与边缘改革

最近，机顶盒厂商又遭重创。2015年初以后发布的机型严禁支持USB安装应用；严禁内置可访问互联网的浏览器；严禁应用商店或其他手段推送聚合应用软件、视频网站客户端、电台应用软件；严禁应用商店或其他手段推送可通过手机间接遥控播放视频的遥控器应用。此外，有线电视网络公司须大力开展TVOS1.0规模应用试验，而且，在试验中所采购或集成研发和安装的智能电视机顶盒等终端，不得安装除TVOS外的其他操作系统。

看起来，这些要求似乎企图以电视屏幕为中心，让凡是需要接在电视屏幕上的机顶盒，都陷入了一个相对封闭、有着诸多技术限制的生态之中。然后，这并不太可能有什么作用。

严厉、细密的规定背后，仍然是恃强凌弱，这个强，除了行政权力之外，还有“市场优势”，毕竟，传统电视历史长远，老百姓有着习惯性的依赖。不过，随着IT技术的发展，这个局面已经在逐步但飞快地改变着，电视机与电脑显示器已在逐渐融合。从硬件形态看，电视机区别于显示器的地方，仅仅在于有视频av、s端子、射频输入、色差输入，分为NTSC或PAL制式。当电视机只保留HDMI、Displayport的时候，已经可以说，不是一台电视而是一台显示器，如果带上CPU，增加运算功能，就是一台电脑。对消费者来说，相对于浏览器、App应用、点播，电视机的老接口显然没那么重要。随着李克强总理提倡的网络增速减价，这种重要性会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状况下，当电视机不再是一台电视，而是一台屏幕的时候，逻辑上，机顶盒就不在是机顶盒，而是一台电脑。所以，只要家庭有网络，手机、平板、电脑，可以连上网络，把这些硬件连在屏幕上，当做视频来源，虽然麻烦一点，但并不复杂。更何况，不管是airplay还是安卓的屏幕推动功能，甚至都不需要连接硬件，简单地在手机、平板、电脑上操作，就能通过视频镜像的方式在大屏幕上显示消费者想要的内容。这个时候，家庭客厅里的大屏幕，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广电领域。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发展，为市场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经营者提供了更强的谈判能力。

不妨以打车软件为例。在最开始，打车软件出现的时候，出租车行业是高度警惕的，出台了各种禁令。打车软件，从匹配司机与乘客的需求出发，切入的是企业经营的一个内部环节。从法律上讲，作为一个企业，出租车公司当然有权利规范自己的内部经营模式，约束自己的员工。饭馆肯定不允许员工直接接团购的单子，医生也不能直接接待病人，病人需要挂号。一个不是面向饭店，而是面向服务员的团购餐饮网站，肯定活不下来。所以，不但从权利和法律上讲，出租车公司的确有权利约束自己的员工，不准他们使用打车软件，而且，看起来，打车软件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别人手上。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首先，监管是有成本的。出租车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想监管必须有投入，比如明察暗访，装作客户使用打车软件下订单，或者在车内安装摄像头，甚至承担开除司机带来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人虽然身处企业之中，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人权利，通信则是一个个人权利的典型例子，而手机，则是这个权利浓缩的物化对象。也就是说，手机是不可查的。司机显然可以戴蓝牙耳机与家人通话。起码，在现在的局面上，出租车公司，不可能规定上班时间不准使用手机，统一保管。

与此同时，监管的直接受益是份子钱与出租车公司自己的电调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这种监管的动力就不足以推行强硬的、严厉的监管。

正是在这种灰色的状态下，打车软件一步步地发展壮大，由打车软件变为专车，逐步直接影响到出租车行业的根本既得利益——数量管制。

Uber则更为典型。私家车进行运营，几乎没有法律上的空间，但正因为司机的个人通信权利在交管部门的监管范围之外，这种灰色状态在法不责众、管不过来的状态下，变为了一种公开的行为。

虽然交管部门可以联合其他部门直接对打车软件，对Uber的服务器进行直接地查封，但跨越部门的合作，使监管力度减弱。在法不责众，获取舆论优势之后，这种监管进一步被舆论约束。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经济自由带来的个人权利上升，已经可以在技术与资本的协助下，某种程度上与监管部门坐下来稍微平等地谈一谈。起码，现在打车软件、专车、拼车、甚至私家车的运营，已经不是一个禁不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监管的问题。

极路由则是另一个例子。在2011年的时候，极路由最初的定位是打算做成一个苹果加速路由器，但是从2013年3月起，苹果App Store在蓝汛科技的幕后支持下启用CDN（内容分发网络）技术，饱受用户诟病的应用下载速度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极路由做苹果加速路由器的想法破灭了。为了使公司活下来，公司在10天之内，推出了主打翻墙功能的极路由。这当然是极具风险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并非不可能之路。

实际上，极路由还有其他办法。针对现在的安卓手机，包括360在内的很多大公司都推出了一键root的功能，也提供诸多的刷机应用。理论上讲，这种操作可能导致失去质保，仍然是灰色的。但这是一个繁荣的市场，很多爱好者，做出了各种精美的刷价ROM，放在网上供人下载，有些手机销售者，在销售的时候，就提供这种刷机服务。顺着这个角度，如果机顶盒朝着简单刷机的方向去做，甚至一键刷机，再加上一些来自民间的关键技术、步骤的帮助，机顶盒固件的百花齐放，并不是没有可能。

在这种局面下，诸多爱好者分散的制作刷机固件，并不是重大的过错。只要网络存在，这种固件的传播会非常容易，消费者只需下载，简单操作，就能刷新自己的机顶盒，这更谈不上是什么过错。甚至对于不会操作电脑的人，也有销售者可以代劳。这个时候，不但监管的成本将急剧上升，跨部门的监管力度也会减弱，而且，监管所受到的舆论压力，也会变得更大。在有大量的第三方刷机固件的情况下，实际上生产厂家也无法为机顶盒的功能负责，甚至只能说自己也是民间侵权的受害者。当这个局面持续存在的时候，在中国高层政治家强烈的改革意愿，支持信息消费的倾向的支持下，局面就会如同现在的专车一样，坐下来谈，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在灰色的状况下发展起来。通过对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观察，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地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科斯称这种模式为“边缘改革”，并认为它从来都是推动中国过去30多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

刊于《上海经济评论》 | 2015-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