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市场改革解粮仓之困

前两天，中储粮位于东北的粮仓被央视曝光“以陈换新”。报道称，据相关人员举报，辽宁、吉林等地一些粮库和粮商相互勾结，以陈粮顶替新粮，套取国家补贴，每吨至少可以赚取差价达到700元人民币。据有从业10年的粮商透露，这种现象在圈内不是秘密。

为什么需要粮食储备制度？从历史上看，这是为了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1990年，我国粮食全国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4518亿公斤，为了保证粮农利益，保护生产积极性，当年9月举行的国务院第六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即国家拨出专款把全国农民需要向国家出售的余粮，以不低于国家制定的保护价的价格统统收购起来，作为对全国粮食丰歉余缺进行宏观调控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

但问题是，按照最低价格收购粮食的粮食储备制度，能够在实际中实现其初衷吗？需要警惕几个问题。首先，按照最低价格收购是不是有可能混淆价格信息，扭曲市场？按现有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粮库每收购一公斤粮食即可获5分钱的财政收购补贴；粮食是大宗商品，粮库收购动辄以数万吨乃至数十万吨计，收购一吨粮食即可获50元补贴。同时，收储机构每年还有相应的存储补贴。为了获得财政补贴，收储机构可能会收储更多的粮食。但问题在于，粮库的容量是有限的，在粮仓无法储存下更多粮食的情况下，露天存储就不可避免。前段时间国家粮食局就通报称“东北地区露天存粮较为普遍”。

需要指出的是，收储机构盈利并不意味着农民会盈利。由于收储机构是敞开粮库收购，这意味着无论农民生产多少粮食，它总能找到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导致农民盲目决策，导致供大于求现象发生。尽管在传统意义上“粮食丰收”是一个褒义词，但在另一方面，“粮食丰收”也可能就是供过于求的同义词，这往往会导致压低粮食价格，也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在我看来，粮食生产尽管重要，但它也是一个经济部门，并不比其他行业有更多的特殊性。只有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才能让农民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粮食，农民才可能从中获益。一旦政府兜底敞开收购粮食，很有可能发生的现象是价格机制不产生作用，让收购粮食的部门通过收购和出售价差盈利，而生产粮食的部门却是增产不增收。

其次，国家粮食储备，意味着要由行政机构决定每年粮食储备的数量和品种。在现有的模式下，每年的粮食收储政策和计划主要是由发改委经贸流通司来定，中储粮系统负责执行。换句话说，每年到底收储多少粮食、收购哪些品种，基本上取决于相关部门的研判。

经济学家哈耶克早就说过，经济增长最终不仅需要钢铁，同时还需要更多的详细信息，比如需要什么级别的钢铁，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以及哪里需要等一系列细致的信息。这种信息分散在社会里，存在于全国的钢铁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这些信息可以被统计部门所获取，但是如果把个人的具体感受转化成冰冷的数字，就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且，报上来的数字可能因为人的不同而被扭曲。

粮食也是如此。政府对于现在市场上需要多少粮食，无法给出精准答案，或者是尽管知道粮食需要的总量，但是对消费者具体需要哪些粮食却无法判定。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民众明明喜欢面食，但政府却要塞给你高粱。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导致的储备与需求不匹配，从而会导致资源浪费。当然，私人部门主导的粮食储备也会产生这种错配，但大多时候公众并不需要为某个企业的错误决策而埋单，因为市场中总是会有一些公司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再次，要警惕粮食生产真实成本被隐藏，导致资源错配。假如一个行业不存在财政补贴，我们可以很容易度量其成本，那么价格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但如果该行业存在财政补贴，那么度量其真实成本的难度就高很多；粮食的真实成本就不仅仅是名义价格，同时还可能包括粮食的储存成本和公司的营运成本。

毫无疑问，当初设立粮食收储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但需要注意的是，设立粮食储备制度之初的1990年，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之中，粮票还未退出粮食流通领域，粮食生产更依赖于计划；但现在已经实行市场经济了，要更多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两年前中储粮林甸直属粮库发生大火后，笔者曾在《华夏时报》撰文指出，“市场主导型最大的好处则是，它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粮食存储的运营成本。由于粮食经营者存储粮食是以营利为目的，它必须计算市场的供需将自己的成本最小化。相比较之下，政府主导的成本就很高，由于政府的粮食储备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大都存在管理低效的问题：这既体现在对资金的低效使用，同时也不排除内部管理层会将相关的资源挪为私用。”现在看来，是到了要认真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刊于《华夏时报》 | 2015-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