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前半段
1月14日，一项由亚洲发展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完成的《中国环境分析》报告发布。该报告的研究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全国50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世卫组织推荐标准的不足5个。这报告来得非常应景，就在这些天，大范围的阴霾天气正在中国发生，共有33个城市的数据显示为严重污染。
污染从何而来？根据亚行的研究，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是汽车尾气的排放，同时能源生产和工业生产已是我国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这个数据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如复旦大学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教授长期跟踪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数据：在2000年，上海市PM 2.5本地人为来源中，工业生产与机动车尾气排放比例为7∶3；但最新研究发现，后者所占比例已经大幅上升，达到50%，机动车尾气排放成为产生PM 2.5颗粒的重要“元凶”之一。换句话说，此次让多个城市深受其害的阴霾天，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市民几乎都是“元凶”。
当然，不同城市的污染物构成可能有所不同。有些城市最大的污染物是尾气排放，有些城市可能是工业污染为主，还有的可能是冬季取暖所致……也正是如此，环保部14日紧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继续强化火电、钢铁、水泥等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量控制基础上，突出抓好工业烟粉尘、施工扬尘、挥发性有机物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工作。
那么，如何治理排污？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加强监管，让所有生产行为都依照国家标准，同时严惩那些超标行为。不过，企业的生产行为合规之后，就没有污染了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和卫生，也就是说污染总是存在。安全性不是一个非有即无的问题，而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当我们说某种程度的污染是安全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剩余风险能够被接受或者可以容忍，而非指风险根本不存在。任何活动都有风险，只不过概率大小存在差异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减少污染需要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监管政策需要成本，企业遵守监管有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监督企业是否遵守法律也需要相应的调查成本。所有这些成本最终又由消费者来承担，这个问题最终就转化为：我们(消费者)愿意为环境支付多少费用？
仔细考察，现代中国城市的污染实际上是建立在城市居民的各种生活便利基础之上的：汽车尾气排放的增加是源于我们对出行便利的追求；冬季用煤增加是因为我们对室内舒适度的追求；施工扬尘增加则是因为我们想让居住空间更大……如果现代中国人对生活的需求还是停留在30年前，那么环境污染必然没有这么严重。以汽车为例，根据环境保护部的资料，2011年与1980年相比，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30倍，达到2.07亿辆。正是因为这么多的汽车，才导致我们城市的空气愈发毒害。
当然会有人质疑这一观点，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为何不少欧美大城市的汽车保有量比中国高，但空气质量却比中国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是一个重要因素。据环保部数据显示，2012年达到国Ⅳ及以上标准的汽车占汽车总保有量的5.7%，国Ⅲ标准的汽车占48.0%，国Ⅱ标准的汽车占19.8%，国Ⅰ标准的汽车占17.0%，其余9.5%的汽车还达不到国Ⅰ标准。而欧美城市绝大多数的尾气排放标准是欧IV。
国Ⅲ与国II相比，特点就是进一步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限值，前者的尾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比后者降低了30%，而国IV标准则进一步降低60%。既然越高的标准会导致越少的污染，那为何中国不能强制性使用国IV？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汽车尾气排放并不只是和汽车本身的排放装置有关，同时还要考虑成品油的品质。如果一辆车的排气设置是按照国IV标准，但若其汽油还是用国III标准，那么排放出的尾气也达不到国IV的标准。但是要让炼油厂提供合格的国IV产品，则意味着对传统生产工艺要进行改进，设备要进行更新，而这一切都需要成本，并且耗资不菲。
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炼油厂提供更好的石油之后，往往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在居民收入未见提高的情况下，可能绝大部分居民都会采用那些成本更低的油和尾气排放装置，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现在市场上还有将近一半的汽车是属于国II标准以下。事实上，这个解释不仅仅适用于汽车尾气排放，同时还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污染。
如果这个解释成立，我们可以说目前的阴霾天实际上是每个消费者用脚投票投出来的，并非只是监管者的不作为。换句话说，在目前居民收入并不高的前提下，要让环境友好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那么，今后的环境会怎样？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解释。1991年，经济学家格鲁斯曼和克鲁格对多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进行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其中包括14种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物的近12年排放量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关系的变化，发现这样一个特点：污染程度首先会随着国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变得逐步严重，然后，在国民收入平均值超过某个水平的时候，环境污染程度会开始下降，与库兹涅茨曲线类似，会出现一个倒U形曲线，而其“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阶段”。
中国目前很有可能就是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段——污染程度随国民收入增加而逐步严重。那我们该怎么办？在可见的将来，最为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发展经济。只有当居民收入提高之后，我们才可能在环境上支付更多的成本，污染才能得到解决。这是发达国家在过去的教训，也是我们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刊于2013年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