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代言与荐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的修改情况近日向社会公布，二审稿在第三十条增加了一款：“不得利用十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根据二审稿的规定，如果违法利用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可能面临撤销广告批准、没收广告费用及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二审稿，“广告代言人”是指除广告主以外，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之相反，根据有关人士分析，如果不出姓名、不以自己的名义做广告宣传，属于广告表演，不属于广告荐证；广告表演者无须为角色行为负责，而广告荐证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许是认为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担负这个责任，所以，就一刀切地禁止了其代言。

更简单地说，不满十岁的路人甲、路人乙、小群众演员，由于没有人认识他们，所以，在广告中出演角色是可以的，仅仅是表演，不是以自己名义做广告宣传。但是，由于童星们有一定名气，形象已被社会熟知，就一定是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形象对商品或服务做推荐、证明，这种行为就只能是“广告代言”。这意味着，时下火热的王诗龄、Cindy等童星将不能再代言广告。

很多人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认为，未成年人没有能力判断其代言产品的品质与质量，其代言行为不是他们的自我选择，而是其父母的选择，他们无法对自己的推荐行为负责，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信任危机，孩子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

十岁以下未成年人具有商业价值的例子并不罕见。今年去世的秀兰·邓波儿在6岁的时候就登台成名，贝克汉姆的第二个儿子罗密欧10岁时就与其他明星参与到巴宝莉的广告拍摄。国内的例子更加明显，以《爸爸去哪儿》成名后，电视上出现了Cindy、王诗龄等未成年人的代言广告。事实明摆在那里，谁能质疑贝克汉姆、田亮、李湘不爱自己的孩子，没有认真地为自己的孩子选一个好的品牌代言？

更微妙的是，与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广告归根到底不过是收钱的言论。在美国，广告就是按言论权受保护与受限制的。随着技术发展，个人权利的成长，在中国，代言与个人言论也逐渐不再泾渭分明。

童星开微博，开微信，都是合法的权利，自己在优酷上传一段小小的自拍，展现自己正在使用的某一款产品，也是个人权利，然后再向相关厂家收取费用，或者接受馈赠，这整个过程都是合法的。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言过程。

法律应具有严肃性与可操作、可执行性。如果一味把网眼编织得非常紧密，却因为过于严厉而无法执行，流于形式，这不但不能加强法治，反而损害法律的威信。更深层次看，禁止童星代言，是赋予明星在广告中过多责任的一个自然延伸。

很多人认为，明星拿了那么多钱，自然该担责，但是，明星的报酬只是因为表演、形象本身，而不包括专业性、技术性背书。随着技术发展，社会大分工，产品变得非常专业与复杂，比如药品、化妆品、保健品，任何一个外行都不可能达到对消费者背书的程度，所以，公民把这些识别的义务和禁止的权力都让渡给了技术监督局、工商局、食品与药品监督等政府部门，并且缴税供养这些部门，它们的任务就是为某些产品进行背书、审批、禁止。

那么，当明星需要对代言的产品进行审查的时候，当然应依靠这些部门。代言者只要审核政府部门发放的执照、批文、各种手续，并在广告中恪守产品合法的技术规范，不夸大、不虚构就已足够。至于产品质量是否可靠，厂家是否作假，这本属政府部门应尽之责。

而且，假如三鹿奶粉有个童星代言，丑闻之后，除了找厂家、找质监，真的还要怪那个代言小朋友吗？

刊于《南方都市报》 | 201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