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车马费会让媒体人更体面？

最近，海尔新媒体在其官方微信、微博发布一个媒体邀请函时宣布，“此次发布会海尔将不发放任何形式的车马费。不仅如此，此后海尔新媒体组织的任何对外活动，我们都将取消车马费”，但同时也表示，准备了丰厚的稿费。

一石立即激起了千层浪，引来不少争论。

车马费，一直以来是媒体圈的一个潜规则。企业开发布会，记者到场了，都会得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红包。这当然在禁止之列，属于潜规则，但反过来看，车马费，顾名思义，更偏向于舟车劳顿之费，不是发稿、写作之费。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媒体仍然保留了发稿不发稿，怎么写的权利，是在现有环境下，诸多媒体通过默契而形成的在资本与企业前的一种自尊。

那么，取消车马费，代之以稿费，会如海尔所说“带给媒体人更多的体面”吗？

企业自办新媒体，是新技术下，经济自由之下，中国言论获得的一次重新孕育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说话，都可以雇人说话，“自”字比“媒体”二字重要，说白了，就是替资本说话，替企业说话。所以，从一家企业的新媒体中去找中立、客观，肯定是缘木求鱼。海尔东西做得好，美的总有产品可以超过，但谈到美的这件产品的时候，海尔新媒体能只赞不贬？

由此不难发现，一个企业的自媒体，就其本身而言，天然的与客观、公正无缘，其采用的稿件必然是有立场、有倾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真不觉得写稿子接受审查，满意后给钱，比到场拿钱，不附带条件更加体面一些。其实，这种做法，也不新鲜，早就有企业在做了，不给车马费，稿子发了，满意了再给稿费。实际上，就是把发不发稿，怎么写的权利都收回去了，表面上三观很正，实际上把媒体看得更低。

所以，虽然声言车马费扭曲了企业与媒体的关系，但实际上，海尔的做法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更大程度地扭曲了企业与媒体间的关系。在这种扭曲中，资本对言论的尊重——“不管您说什么，我们都尊重您，请您来参与”，变为了赤裸裸的资本对言论的傲慢——“你得说点我们喜欢的，否则，要么别来，要么白来”。

其实，不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办媒体，资本对言论的这种态度十分正常，媒体的发展历史也是如此。但是，当这种傲慢隐藏在“我们三观最正，你们都腐败堕落”的态度下时，就难免令人反感。

据说，马克思说过，“婚姻就是变相的卖淫嫖娼”；据说，张爱玲说过，“婚姻是长期的卖淫”。不管他们到底说没说，用交易来比喻婚姻非常刻薄，不过，这个比喻用来描述被资本明规则了的，拿长期饭票的，过上相夫教子的富足日子的媒体人，可谓贴切。

企业新媒体的很多人都是传统媒体转过去的，怀着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但能这么高调地谈三观，不过是嫁给企业之后的结果。

由此可见，高调的所谓改变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过去、对现实的刻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刻薄背后，又充满了明显的逻辑不自洽与价值观冲突——如果这不是熬夜熬糊涂了的话，就似乎太不把围观者的智商当一回事了。

但是，如果真的仅仅这么想，未免简单。换个角度，抛开这些价值观不谈，海尔新媒体的做法背后，有着出于时代背景的精明：

随着技术的发展，经济自由的发展，越来越多体制外的个人与组织有了言论的能力，公众对这种言论能力更加宽容，它们也更加自由，同时，也需要挣扎生存，因而其声誉价格也相对更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媒体间不确定的契约也变为了确定的契约。

在海尔新媒体后来的声明中，对车马费的另一个评价是，“基于企业对传播能力的力不从心”。这个评价中，透露的正是海尔不给车马费改给稿费的另一个理由：当企业自身有了传播能力，有了自身的渠道，当然可以取消对媒体的广泛的投入，而精确的投入到自身偏好的言论之中。但是，这只是精明的生意，绝不是堂而皇之的所谓什么尊重。

从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构建角度来看，最大的构建不是海尔通过新媒体团队与媒体发生互动，如何改变了规则与秩序，而是海尔构建了自己的新媒体。海尔不会在乎如何建立媒体的新规则、新秩序，它也不应该在乎。说白了，是海尔包养了一些媒体人，为自身利益服务，这才是新媒体最大的特征与意义。

只要海尔不转型做媒体，海尔新媒体的第一、第二、第三目标，必然是营销与公关！只要劳动契约仍然有效，媒体人的专业主义、价值观，就应该服从于企业的需求。下级组织的组织目标服从于上级组织的组织目标，这也是市场中的基本职业道德。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海尔新媒体的做法，更会发现一种隐藏在精明生意之下的精明。

据说海尔新媒体的负责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仅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样做是对的。据说，这句话还是来自哈维尔。

对于海尔新媒体的做法，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也可以说是对的，但是，这个“对”却是海尔新媒体担当不起的。因为，说到底，这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新媒体，正如前面所说，从中寻找所谓的“对”，本来就是自欺欺人。

不过，自欺自人背后也许正是精明所在。

虽然，不能具体测算效果，但此次高调地不给车马费的举动之后，对海尔新媒体的人来说，有了更高的格调，有了争论，获取了关注，而这个关注最终会变为新媒体团队以及成员的估值。这当然是有效果的。

但是，下级组织的组织目标最大化，是否等同上级组织的组织目标最大化，是否是雇主利益的最大化呢？未必。

虽然，也许连带海尔的形象也可以说更加高大一些。但是，在以后的媒体关系中，曝光少了，相关的正面报道少了，或者，正面报道被别人说成是拿了高额稿费的。那么，海尔新媒体的雇主的利益是否增加了？下级组织的目标是否超过了上级的组织目标？这很难界定。那么，下级组织超越上级组织，个体超越企业，当然也可看作一种精明。

如果我们站得更高一点，更超越地看待这件事情，还会有更有意义的结论。虽然单个的企业新媒体，无法承担“对”的意义。但长远来看，“对”也许就在其中。

首先，新媒体各为自主并不意味着新媒体会搞浑水，相反，企业各自的争锋相对中，信息更透明，市场更接近充分竞争的假设，消费者能得到更大的好处。罗永浩、王自如就是最好的例子，争论使市场信息更加透明，而不是来自所谓的自我标榜的三观正。

而且，在当下环境，相对于来自权力的干扰，来自资本的干扰可以说要小得多，也正当得多，同时拒绝两者当然是好的，但是，当拒绝了资本的时候，拿什么来拒绝权力呢？在经济自由的庇护下，企业的新媒体，或许能慢慢开拓一小片离权力更远、更自由的空间，即使只有那么一点点，都是好的。

刊于腾讯《大家》专栏 | 2014-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