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左学金：中国人口负增长前瞻
本文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于2014年5月29日在第10期鸿儒论道“中国人口负增长前瞻”上的发言。
技术进步会放宽马尔萨斯约束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人口实际增长相当缓慢。葛剑雄教授的一个研究指出，中国在明代以前总人口一直在2亿以内，明代人口接近2亿，之后清代在约20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3亿多人，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被称为人口增长的奇迹。
实际上，中国人口增长和全球人口增长趋势是一致的，全球人口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增长很慢，然后再快速增长。1927年，全球也只有20亿人口，到50年代，全世界有28亿人，但21世纪就有60亿、70亿人口，增长非常快。
对于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学家比较关注。马尔萨斯常常被认为是人口学家，实际上他是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他就认为人口和食物的供应是没有办法平衡的，人口是几何级的增长，粮食是算术级的技术增长，当最终不平衡了，要通过积极或消极的手段来减少人口。实际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口增长受到粮食供应等生产或资源条件的制约，如果不能平衡了，就要消除过剩人口；另外一个含义，从动态来看，如果经济发展，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人口增长会将消费水平重新拉回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发展经济学所谓的“贫困陷阱”。
马尔萨斯这种学说准确与否？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增长都相当的缓慢，客观上反映了人口的增长受到资源的约束。但是，为什么近代人口增长这么快？因为技术进步会放宽马尔萨斯约束，技术进步越显著，约束就会有越显著的放宽。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受到了很多学术批判。最著名的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认为，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人民群众的贫困化，所以产生过剩人口。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和美国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等学者，则认为资源短缺将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较快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这些进展将促使食物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准的提高；同时，库茨涅兹强调人口和大规模的市场有关系，而大规模国内市场为国内发展分工、专业化生产提供条件，西蒙强调了规模经济对公共设施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性。
马尔萨斯人口论有一个前提，农业生产制约了人口增长，但马尔萨斯完全没有考虑人口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一个非常著名的女经济学家鲍瑟普照（Boserup）认为，人口增加以后，实际上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比如历史上多用土地、少用劳动的游牧业，随着人口数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加，游牧业就转变为节约土地、多用劳动的技术，比如农业，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制造业，更加多用劳动。换言之，人口变化对生产技术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清代人口能够急剧的增加？实际上是因为清代引进了外来的一些高产作物，比如山芋、红薯、玉米、土豆等等，这些作物使得传统的粮食生产作物可以向比较偏远的土地，比如像坡地、山地延伸，扩大了耕种面积。这是清代人口能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历史上曾有“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对其进行概括，该理论原来提出人口增长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口增长就呈现了这些特征。
第二个阶段，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早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稳定在较高水平，而死亡率较快下降导致了人口快速增长。实际上，中国上世纪50年代出生率比较稳定，大致每个妇女生6个小孩，但由于卫生条件改善，婴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导致整体人口增长速度很高，这是人口增长的高峰而不是出生高峰。
第三阶段是出生率逐步下降了，死亡率比较稳定，人口增长率就逐步下降。
最后一阶段是逐步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平衡的低增长率阶段。
根据实际情况，其他学者又补充了第五个阶段。因为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人口是负增长，原来是低增长，没有负增长。这四个阶段，对应于前工业化、初步工业化、进一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四个阶段。虽然，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所依据的是近代200多年来欧洲人口变动的经验资料，但是人口转变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揭示了许多其它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人口变动的规律。
印度人口接近2030年时会超过中国
新中国建国以后，人口增长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949-1973年（或粗略地说，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个时期除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高于2%；
●1973-1997年（或粗略地说，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的中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各年的增长率介于1%-2%之间，呈逐步降低的趋势；
●1997年以后（或者粗略地说，1990年代中以后）的低速增长阶段。各年的增长率低于1%，并缓慢地进一步降低。近年中国大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到0.5%以下；
●2025年前后达到约14亿左右的峰值后开始进入负增长。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人口规模巨大和增长速度较快的压力，同时受到了苏联计划思维的影响，中国1963年以来人口方面的政策基调是控制人口增长。当然，现在中国的政策是叫放单独，农村是一胎半，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城市里夫妻双方有一代是独生子可以生第二胎，但总体思维还是控制生育，不让多生。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人口变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有结果，存在一个“人口惯性”：比如我国的总人口生育率从1991年就开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人口负增长却发生在2025年左右。什么叫更替水平以下？就是下一代的数量比上一代的少，平均每对夫妻生2.1个小孩，正好是更替水平。为什么是2.1呢？因为有的小孩活不到育龄就夭折了，作为一对育龄夫妇，正好生两个小孩最终就是更替水平。所以我们从1991年开始，我们下一代人就比上一代人少了，但是由于上一代人没有去世，还活着，所以我们的人口是在增加。但是30年以后，小孩的父母逐步逐步要去世了，就开始负增长了，这个叫人口惯性。
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一旦人口变了而人口政策不变，最后等到人口明显的问题出来了，再来变政策就来不及了。所以人口政策需要提前考虑。
北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郭志刚，他认为我们国家有低生育率的风险。我们人口增速是在不断下降，但是生育率比人口的变化要快一点：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实际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
●到了1970年代，这十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什么概念？下降了一半多。我们原来以为生育率下降是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实际上是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以前。那个时候人口政策的基调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生要生得晚，结婚晚，初婚初育要晚。就是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要拉开间隔，最少是4年，少的话有两个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生3个。
●但是到了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实施婚育法，因为有了生育政策，就不限制晚婚晚育，反而80年代的生育率有上升。但是，整个8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没有趋势性的上升，而是徘徊在2.5左右。
●90年代，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现在的生育率大概是1.5。
郭志刚关于生育率的数据整理
郭志刚教授对生育率数据做了很多的整理，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有很多的生育率：
●最高的生育率是国家计生委在2006年做了一次调查，认为我们国家生育率反弹了，后来发现这里面有很多抽样的问题，这个数据显然是不可靠的。
●比较让大家接受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一数据显示实际生育率大多数年份是在1.5以下，开始先有一个下降，然后逐步比较平稳，但是总体而言，生育率水平是不高的，大概是1.5左右，有的年份低于1.5。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再次确认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比原来预计的下降得更多和更快。
●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估计，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将仅为14亿左右，大大低于原来预计的接近16亿的峰值，且峰值到来的时间也会提前到2025年前后。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展望（2012年修正版）》，关于中国人口的“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14.5亿的峰值后开始进入负增长，此后一路下降，在本世纪末降为10.86亿。
中美印日四国人口数据：联合国预测中方案
联合国得到的中国人口数量比我们的研究预测要高一些，是因为联合国2012版测算基于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2012年修正版假设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从2005-2010年的1.63增长到2010-2015年的1.66，然后增长到2015-2020年的1.69。但根据郭志刚教授的研究，实际上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率在1.5以下。
抛开抬高了的生育率问题，我们可以看看联合国预测的人口规模曲线：日本人口现在大概1.2亿多，不断降低的生育率真的会让日本在未来变成小日本。美国人口是稳定地增长，当然美国是一个非常包容的社会，到2011年末，纽约有37%的人口出生在国外。我们上海2010年普查大概有20万境外人口，其中大概一半是港澳台的，一半是国外的。假定这些人全部出生在国外，占上海2300万人口的半个百分点都不到。我们和印度的差距会扩大，大概也就是接近2030年时，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
联合国2012年版测算将2015-2020年的生育率提高到1.69，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修正是受中国政府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要求。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没有这么高。在“联合国关于中美印日四国的生育率假设”这个图中，我们看到中国的生育率现在比美国低，略高于日本，预测最后都是收敛到2左右。
联合国关于中美印日四国的生育率假设
如果是按照联合国2010年的修正版，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26开始负增长，在本世纪末人口总量达到9.41亿。这就小于10亿。我根据生育率的情况，认为2010年的修正版比2012年的修正版可能更接近中国的生育率情况。
未来中国人口到底会怎么样？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最关键的是未来的育龄夫妇他们想生几个孩子？中国不敢靠大量的国外移民。
我们再来看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展望（2012年修正版）》中东亚的情况，在2011年左右，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39，韩国为1.23，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四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我国的台港澳地区（1.16，1.09和0.92）和新加坡（0.78），尽管这些国家或地区已在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
联合国中方案关于我国总和生育率由2015-2020年的1.51逐步上升到2.01的假设，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实际生育率变化趋势相比，显然偏高。如果中国大陆地区的生育率是往东亚这个方向走，那未来还要继续走低，可能出现负增长要大大提前的情况。
为什么受重视家庭的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生育率会如此之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儒教文化特别重视教育或孩子的质量，特别是韩国和中国，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对孩子这么高的期望下，由于时间和家庭收入等方面有约束，家庭对孩子的数量就放弃了一点。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远早于美国和印度
除了人口总量的变化外，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是变化的，很快将从目前的峰值进入下降通道。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事实上的就业人口没有这么多，城里人也很少有做到64岁的。
在中美印日四国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远早于美国和印度，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远低于美印。
中美印日四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趋势
中美印日四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老年人口数量方面，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是全球最多的。和印度比，2070年以前，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要远远领先于印度，但2070年以后，中国老年人数减少下来。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如果按照联合国中方案的话，中国是仅次于日本的，比印度和美国的比重都要高。
中美印日四国比较：老年人口数量（千人）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叫做潜在支持比，就是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如果看数据，1982年我们的潜在支持比是12.53，每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2个半是64岁的，到2010年是8.80。根据上述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测，2050年中国的潜在支持比降到2.56，低于美国的2.82，不足印度的一半。
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率：潜在支持比
长期和持续超低生育率和负增长将危及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
人们一度假定，当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时，会反弹到更替水平。但是在1990年代，低于1.5的很低生育率在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蔓延后，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的担心。最近欧洲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上升到1.4以上，或者是1.5以上，主要还是靠移民，因为移民的生育率比较高。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采用了很多福利政策来鼓励生育，比如小孩生下来就有补贴，产假不单是女人休，男人也有几天产假。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还没有出现。
我们对此很担心，最直接的理由是，长期和持续超低生育率和负增长将危及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实际上，美国早就开始研究了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1986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就组织专家专门研究人口低增长的经济后果问题。美国的兰德公司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对低生育率问题及其影响展开研究。我们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因为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尤其是对长期的影响我们应该及早的提出对策。这里面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储蓄率、投资率、社会保障、医疗、长期照顾，或者是长期照料、社保基金公共财政、债务等等都是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看现在的日本，日本到目前还是处于这样的困境。
我们可以看这么几条影响：
1、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在劳动力供求方面，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15-59岁人口已经下降了345万，2013年又下降了200多万。农民工工资在本世纪出现了较快的上升，主要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并不是说老板愿意给农民工高的工资，不给高的工资就招不到工。民工荒从珠三角开始向长三角、向北方蔓延。
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一部分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中西部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就不说了，说政府鼓励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原来汇丰银行在上海有一个服务中心包括呼叫中心在内有好几块，本来是想在上海发展，但是发现上海的成本太高了，结果往马来西亚、菲律宾那边转移了，那里可以找到很多说广东话的人。
我们总以为劳动力一贵，劳动生产率就高了。实际上，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很慢的。美国欧洲餐馆端盘子的劳动生产率不会比中国同样工种的高，再比如护理院照顾老人，国外是多了辅助的设备，但这些辅助的设备显然不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提高服务的质量。因此，随着劳动力供给的紧张，服务业会变得越来越贵，很多人说富了就能解决问题，但好多问题不是富了就可以解决了，很多传统服务业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又要控制人口，因此，今后有好多工作招人将会成为大问题。
2、对储蓄、投资的影响
根据诺贝尔奖得主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设，一个人经过三个生命周期：少年儿童、中青年、老年。在中青年阶段，劳动是大于消费的，所以是储蓄的，相反到老年阶段就是提取储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老龄化将使国内储蓄下降。
我们现在的储蓄率很高，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现在是70%多。但是未来随着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储蓄率会下降。以日本为例，日本30年以前，35岁年轻人的储蓄率是26%，现在则是6%。
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为什么非常高？因为现在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群还没有全部退休，69年出生的人要工作到2029年。到这些人绝大部分都退休以后，我们社会的储蓄率会很快的下降。随着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会下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影响。
生产函数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假定劳动、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这些传统要素的产出贡献占比分别是0.5、0.4、0.1，劳动力增长1个百分点，生产总值会增长半个百分点；劳动投入增长率降低一个百分点，GDP将下降半个百分点。资本下降一个百分点，GDP下降0.4个百分点，这个其实是可以测算的，关键是人口对负增长技术进步的影响很难计算。
3、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比较明确的一点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根据蔡昉的研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和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放慢近一半；根据世行的研究将放慢约三分之一。这里还没有考虑由于人口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投资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4、对需求和规模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似乎削弱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内需永远是最基本的市场。人口规模的长期下降对于一个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大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严峻挑战。近年来我国投入巨资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随着人口总量下降和再分布，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将下降，维护成本的回收日益困难。
5、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Julia Simon认为，人口众多可能产生更多的潜在天才。印度、中国实际上有很多的潜在天才，但是人口少了，潜在天才也就少了。另外，携程网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博士比较了日本与美国的企业创新情况，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有较大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梁建章博士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分别从美国和日本选取排名前十位的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前十位企业中，有8家是过去30多年中创立的，其中Google是由当时只有24岁的 Sergin, 在1998年创立的，日本的企业竟然没有一家是过去30年创立的；十家美国企业的创始人还有7位健在，平均年龄是55岁，他们创业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而十家日本企业的创始人只有一位还健在，他已经是80高龄的京瓷科技的创始人稻盛。
6、对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影响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对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的影响非常直接。15-64岁人口对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叫做潜在支持比。但是对养老保险来说重要的是替代率。在养老保险基金里面多少人缴费，多少人拿养老金，缴费的就是分子，拿养老金的就是分母，这是支持比。什么是替代率，就是退休工人拿着退休金，相当于社平工资的百分之多少。替代率=支持比×缴费率。如果我们每个人交10%，3个人支持一个，如果是收支平衡，退休人员可以拿10%×3，就是拿30%，平均退休金就是相当于社平工资的30%，相当于3个人负担一个，每个老年人相当于可以拿30%了，道理很简单。
如果支持比下降了，我们刚才说12点几下降到8点几，最后下降到2点几，降到1点几，这里面的支持比下降了，等式要维持收支平衡，只能要么提高缴费率，把缴费提高，要么替代缴费率。但是，缴费率，企业负担已经很重了，再提高也很难了。老年人人口众多，政治上又是很强的势力。美国有一个老龄人团体是叫ARP，在日本开会，克林顿发了视频祝贺，潘基文发了视频祝贺的，是非常有力量的，投票的都是老年人，所以，没有一个领导敢把这个替代率降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比不要下来，还是尽量的人口不要下降的太快。
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问题，除了支持比的问题以外，我们还有体制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养老金还没有全国统筹，发达国家的基础养老金，一定是一个普遍的项目。不管在哪里交社会保障费，享受的是全国的盘子。老年人从纽约退休可以到加利福尼亚去养老，领养老金是一个盘子，没有什么转移接续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养老金是上海的养老金，北京的养老金，安徽的养老金，劳动一流动就麻烦了。这样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
我们的健康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教授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糖尿病发病率已高达11.6%，其中城镇成年人口的发病率为14.3%，农村为10.3%。目前我国糖尿病发病率甚至已高于美国的9.3%。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糖尿病的发病率是多少呢？0.1%。糖尿病实际上很可怕，最后会让你的心血管、脑血管、眼血管、肾脏血管产生问题，或者是四肢末端有问题，医疗费用是非常高的。一般老年人的医疗费大概是中青年的3-5倍，全世界大概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老龄化后医疗费用会上升。
另外还有一个是长期护理，中国到底怎么办，没有一个规范的方案，但我想长期照料会更好一些。根据全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的2010年首次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6.23%，占60岁以上人口的23%。现在上海户籍人口60岁以上的已经占到27%了，未来60岁以上占到30%、40%，这个比例就蛮高了。如果乘以0.3、0.4，至少要花2%点几的人口来照料这些人。到2015年，我们老年人口4000万，粗略的算，其中20%的人口是要照料的，6%的老年人口是完全失能需要高强度的照料。
原来这件事情是政府不太管，是家庭的事，但是家庭现在越来越小。上海的家庭，现在一个家庭是2.5个人。现在有好多农村叫做38、61、99部队，38是妇女，61是儿童，99是老年人。今后这一块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保障在一些地方只是象征性的，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这些老人如果就待在农村，大概就很难解决。
在日本，有一些护理机构对完全失能老人的护理人员比重已经达到1：1。实际上，中国的人口情况在跟随日本，日本是在2006年开始负增长，如果我们是2026年负增长，那么和日本差20年。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高桥重乡的预测，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1.28亿相应的下降到3086.7万，4286万和5921.4万（按照三种口径的不同计算结果），也就是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已经不多了。目前，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3%，在本世纪中叶后可高达40%以上。2011年度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支出高达108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22.3%，财政支出大量依赖举债，国债占GDP的比重已达220%以上。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1990-2010年名义增长负增长，实际增长0.1%。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货紧缩。
7、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生的三个阶段，到了老年需要大量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谁来做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未来的年轻人做。他们的负担越重，他们的福利会很差。日本一桥大学非常有名的人口经济学家高桥重乡（Takahashi）根据日本的数据总结了一个说法，日本的年轻人现在是糟糕的开始，糟糕的结束。什么叫做糟糕的开始？日本现在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将近一半是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开始的。日本的市场有国民年金又有企业年金，但这些非正规就业的人其实就没有企业年金。如果到30岁还没有从非正规就业转回正规就业，那么转回正规就业的概率就非常低了，最终就会在非正规岗位上退休了，老年福利就是非常糟糕的。日本的这种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国外现在比较重视代际利益平衡。如果光考虑短期的问题，代际不平衡问题会更加严重。我们刚才说人生三个阶段，少年和老年是需要转移支付的，中青年人口是提供储蓄的。但是进入老年，劳动收入小于消费支出，消费的钱是从家庭个人或者从公共部门转移过来的，人口老龄化有转移的需要非常巨大。初步研究显示，未来我国代际转移支付特别是公共提供代际转移支付需要会大幅度的增加。
8、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口还是从中西部向东部移动，2009年有1400万沿海农民工回到中西部，但是很快又返回了。以2000-2010年为标准，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5个省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和浙江，全部位于三大沿海城市群。实际上人口负增长的6个省分别为甘肃、安徽、贵州、四川、湖北和重庆，重庆实际上还是负增长。
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5个省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6个省
人口负增长以后，不是在全国各个省平均分布的，可能在中西部地区体现得更加显著，因为年轻人还是往沿海城市走。人口往东部集聚对环境也有好处，因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确实是很成问题。长江中上游都要把山劈掉去建路，造房子，一下雨就山洪爆发，然后又地震。我们现在的地震带应该是要人口全部迁掉，不然建后又会遭遇地震。如何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鼓励沿海地区城市对人口迁入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人口的流动到底是市场配置还是政府来配置？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人口从2006年开始下降，按道理各地都会下降，但是从2005年到2050年，三大都市圈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而在上升。而且，无人化地区会扩大，日本有人居住的区域，按一平方公里为单位来划分，预测未来人口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在2005-2050年期间，日本将有21.6%的区域变成无人居住，20.4%的区域减少75%以上的人口，24.4%的区域减少50%-75%人口，而仅有1.9%区域的人口会增加，就是东京都市圈的人口会增加。在韩国，新农村建设也很少，因为农村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年轻人都走了。
政策建议
这些都对我们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国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考虑。我感觉，中国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到今天这一步，大概很难扭转过来。因为低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积累下来的这个惯性，要把它扭过来是扭不过来的。对此，我们可以采取两个措施，第一条是避免通过行政强制的生育政策来人为加快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着一个人为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问题。人口学界的主流是赞成生育政策尽快调整的，只有少数人不赞成，这是大家的共识。我们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山西省社科院做二胎试点，这个试点一直做到今天，效果很好。
另外，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要让整个的经济社会体制，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并不是说要阻止这个变化。就像能源短缺以后，大家做新能源，石油价格就降下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机制体制的问题。
关键还是要有前瞻性的战略。关键是现在要把对人的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我们国家做得很不够。还有一种是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又不对人的基本需要进行投资，内需就更不足。
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儿童的投入非常不足，就是对国家的未来投入不足。我们国家大概有1.5亿农业户籍儿童，不是农村儿童，他们是6000多亿留守儿童。3000多万是流动儿童，一大半要么是流动儿童，要么是留守儿童，有的时候父母的亲情都很难得到满足，教育、心理上都有很大的障碍。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使我们国家在20年后和美国、欧洲竞争吗？我感觉很难。
我们国家的基本保险覆盖面扩大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去年10月，有一个农民是脉管炎，两条腿坏死，医院说锯腿要40万，新农合是要患者自己先拿40万，看完病再报销。他自己拿不出40万，就在家里自己锯腿。这个消息后来在网上爆出来以后，很多人给他捐款，他的命算活下来了。还有得了尘肺病的张海超，没有人能证明他患有此病，最后他自己要求“开胸验肺”。
现在的工伤也不能够得到保障。我们有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是干什么用的？是承担医疗费、伤残保险。美国的社会保险除了养老以外，还有社会保障金的作用，家人可以继承。另外，还有伤残保障金的作用，如果突然40岁出了一个车祸，坐轮椅了，老婆孩子没有工作，社会就要提供这个伤残保障的作用。
现在，农民工保险加入城保，但是15年以后，才能领取社会统筹的权益。如果他们现在是40岁、45岁，他们所交的保险费如何能够拿到？让他在城里面工作到60岁以后？60岁之后哪？回到农村，55块钱一个月，一年660，这能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吗？
现在很多国家有非缴费型的养老保险，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等等。2013年在东京开会的时候，英国的一个教授就非常建议中国应该设立非缴费型的养老保险。实际上，很多农民如果没有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养老保障的。此外，基础养老金也应该是全国统筹，这样，今后的流动权益才不会受到损失。另外，对非正规就业的个体户和农民应该有一个折扣的费率来参加社会保障，缴费是有折扣的，算分也是有折扣的，最终权益会拿到，不是说全部没有了，这个我感觉是要有一些新的改革，因为我们国家城乡之间的流动非常频繁。
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险，一级二级的医疗就是做成廉价医院，不管什么人到一级医院，二级医院看病，就像英国那样，很便宜。医保的缴费率，保障水平差别很大，差别大的主要是三级医院，缴费多，报销的越多。
当然，我们要积极推进老龄化，出台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通过配套政策鼓励延迟退休。日本在利用老年人的资源上做得很好，日本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企业，主要目的不是赚很多的钱，就是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就业问题。日本的出租车司机老年人很多。他们从出租车公司退休后，自己买一个车就可以开了，不交什么费。只要加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帮着办保险，做财务，交点费。
另外，健康老龄化，一定要控制慢性病，特别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这个是非常高成本的老龄化疾病。另外，推进老年友好社区和老年友好城市的建设。WHO对老年友好城市出台了一套标准，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纽约建立健康城市，鼓励大家多走路，多爬楼梯，多健身，使得肥胖率下降。老年人的产业还有很多的潜在机会，未来的老年人有钱，他们亲历了我国的经济繁荣和资产膨胀，将是一个新富裕人群，对各种文化产业都有兴趣。另外，发展为老年人的理财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理财能力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内容。我们金融还要进一步的改革，提供更多的理财产品。
最终，还是说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到2020年要全部放开，就是你愿意生可以生8个、10个孩子，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生。
财新网 | 201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