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孩子打疫苗致瘫 二审法院拒受理百万补偿恐落空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表示，既然接种疫苗引发的事故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公共风险，其解决不但需要沟通，更需要法律保障。

“案子三年白打了”，王红军说，“我小孩自从三年前接种疫苗致瘫后，我从政府部门到法院来回跑，现在又被推到卫生部门处理”。在新疆的西部边陲，家住伊犁州霍城县莫乎尔牧场的王红军，面对终日卧病在床的12岁儿子、朋友的债务、欠收的葡萄，陷入了重重困境。

三年多前，王红军8岁的儿子王玮喆，在学校接种了腮腺炎疫苗。半月后，王玮喆突然两腿无力，被医院诊断为急性脊髓炎，医治无效瘫痪至今。

当年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王玮喆原是个非常活泼，甚至有些淘气的男孩。意外降临后，王玮哲心脏三指以下高危截瘫，两条腿萎缩，大小便失禁，终日需要他人照顾。如今，王玮喆常常光着身子待在床上。由于长期用尿不湿或坐轮椅都会长褥疮，家人说，孩子的臀部“已经烂过很多次”。

王玮喆的神智清楚，但渐渐变得沉默。王红军说，孩子对于自己的病，“他现在应该明白，但没有说过”。而在生病后，王玮喆“再没说过想去上学。他知道提也是没用的”。

过去三年间，经过一审重审，霍城县人民法院曾判决疫苗生产厂家应补偿王玮喆120余万元，而霍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莫乎尔卫生院应给予王玮喆生活补助8万元。但疫苗的生产厂家不服，又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16年1月19日，王红军到伊犁州分院领取了二审裁决书，二审裁决书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诉讼。

“案子三年白打了”，王红军说。

谁来补偿？

由于王玮喆接种的腮腺炎疫苗是二类疫苗，按《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该补偿应由疫苗生产厂家承担。

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如接种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类疫苗，则由国家财政出钱给予一次性补偿：如果接种的是个人自费选择性接种的二类疫苗，则由相关疫苗生产企业承担补偿责任。

霍城县卫生局依据鉴定结论，在2014年4月11日做出的《关于王玮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申请的处理决定》，决定向王玮喆补偿残疾生活补助费约25万余元。

但王红军对此并不满意。他说，“补偿应该协商，没有协商，是(卫生局)自己做的决定”，“我在上面写不同意，他们这是把生命不当生命”。

王红军告诉财新记者，儿子瘫痪后，迄今还没有拿过疫苗生产厂家一分钱的补偿或救助。三年多来，仅接受过一次3000元的民政救助款。而几年下来的20多万元医药费，大多是以前的积蓄和从朋友处借的。

经过一审重审，霍城县人民法院判决疫苗生产厂家补偿王玮喆120余万元，霍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莫乎尔卫生院给予王玮喆生活补助8万元。一审重审的判决书称，“本案被告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和注意事项，造成腮腺炎在原告体内感染脊髓并终身瘫痪”。但厂家对判决又不服，又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在二审裁定书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则认为：王玮喆因接种腮腺炎减毒活疫苗，发生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经霍城县卫生局予以确认。对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应由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由于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因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

但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申请人不同意县（市、区）、地（州、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通知书的补偿费用，或申请人与疫苗生产企业协商未果，可在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卫生行政部门不再受理补偿申请”。

长期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的公益人士杨占青认为，“由此可见，当事人是享有诉权的，不应被驳回。”律师卓小勤则表示，当事人应尽快针对裁定，向更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为王红军提供法律援助的李姓律师称，目前正准备在伊犁州分院走申诉程序。

“什么时候打的疫苗我也不知道”

三年多前的2012年6月，王玮喆正在上小学二年级。一天放学回来，王玮喆照老师的要求，向爷爷奶奶要了一些钱。直到当年7月，王红军带着生病的儿子四处求医时，经医生提醒后去学校查询，才知道学校曾经组织给孩子们打过疫苗。

“我是农民，当时我在地里干活，是父母给的钱，孩子还小，也没说是什么事，只说学校让学生回去拿钱”，王红军日后回忆，“学校没有直接通知家长，什么时候打的疫苗我也不知道。”

王红军到学校询问具体的情况，却发现学校没有留底，他称“老师、校长都说不清楚”。王红军又去负责接种的莫乎尔卫生院查询，才得到注射记录。当时，卫生部门通知莫乎尔卫生院派接种人员赴学校接种腮腺炎疫苗。该疫苗的生产厂家为浙江卫信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这株腮腺炎疫苗属于二类疫苗，为商业疫苗，可由家长选择是否接种。而身为家长的王红军错过了选择的机会，更无法提前获知孩子接种疫苗的风险。

2013年10月，王红军将孩子的情况向伊犁医学会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但疫苗厂家不服此鉴定结论，因为“异常反应”的补偿应由疫苗生产厂家承担。2014年2月，新疆医学会又做了第二次鉴定，结论是“不排除异常反应”。

根据200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是一种“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

同为疫苗受害者家属的上海市市民华秀珍表示，目前疫苗注射前，注射方往往并未尽到风险告知义务，媒体对此的报道也很少。

常年从事医疗纠纷诉讼的律师卓小勤表示，一般而言，产品的说明义务在于疫苗生产厂家。但由于生产厂家并不直接面对接种人群，因此只要正确制作产品说明书，不隐瞒相关风险，就没有责任。而接种疫苗属于医疗行为，疫苗生产厂家将接种风险告知医院后，执行疫苗接种的医师还需要和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履行风险告知义务。

而霍城县法院在一审重审判决书中便认为，“被告卫生院未向其监护人履行告知义务，是致使原告身体瘫痪的重要原因”。

预警机制远未完善

由于接种二类疫苗不是强制性施打，是商业性的自愿行为，人们在接受二类疫苗接种时，除了有公众知情权，还有选择权。有关疫苗风险的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若要落实，疫苗异常反应报告和疫苗监测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卓小勤告诉财新记者，疫苗不一定是越新越好。一种疫苗投入使用得越久、不良反应暴露的越多，就能对现有疫苗进行淘汰。为此，需要建立疫苗异常反应监测制度，收集大规模人群中的相关信息。有了监测数据后，厂家就需要在说明书上把可能的风险写出来，使公众对此知情。

但现状是，中国的疫苗异常反应报告和监测制度远未完善。

到2005年，中国才加速建立全国范围的AEFI（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检测系统；2009年，该系统才扩展到所有省份，并逐级向县镇村一级下延。但报告机制仍相当不完善。卓小勤称，按照规定，疫苗生产厂家、医务人员、销售商都有报告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义务，“但临床医生没有动力报告，厂家更不会往脸上抹黑，最终只有极少数得到确认”。

而信息公开机制也尚未形成。卓小勤表示，中国的制度不完善，“基础研究、临床试验中的不良反应症状资料不公开，找不到公开的渠道”，“厂家往往拿偶合事件推脱责任”。

2014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曾对财新记者表示，卫生部门考虑建立定期向公众公开疫苗异常反应数据的制度，“这不是保密的信息，只不过目前没有这个机制”。

华秀珍表示，根据《全国疑似接种预防监测方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省级卫生局就有定期公开疫苗监测信息的义务，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媒体也没有报道”。

法律和自由讨论是最终保障

人们总希望疫苗既能保护所有接种者，又没有任何风险，但现实是——疫苗并不完美。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损害？一方面需要成熟的赔偿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则需要更大范围的公众知晓权和公开讨论。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表示，同样是风险事件，为什么大家可以接受交通事故的发生，却无法接受医疗风险的发生？他认为，这是因为交通事故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赔偿处理机制，但医疗事故却没有，才会引发公众更多的担忧和恐慌。

在美国，疫苗损害问题也曾引发公众的不满和忧虑，最终催生了疫苗损害的赔偿立法。美国国会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了《1986年国家儿童疫苗损害法案》，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计划，用以发展新疫苗，提高疫苗质量，并对因疫苗受伤或死亡的受害者给予赔偿。

从1989年法案实施到2008年12月1日间，全美共有1063位受害者获得赔偿。傅蔚冈认为，该制度保证了疫苗的供给，稳定了疫苗的成本，同时还建立和维护了一个简洁、确定而又有效的赔偿机制。傅蔚冈说，既然接种疫苗引发的事故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公共风险，其解决不但需要沟通，更需要法律保障。

疫苗受害者家属华秀珍则盼望更多的信息公开和公共讨论。她认为，媒体对疫苗风险的报道太少。她称，“这是因为官方考虑到疫苗是公共卫生，如果扩大负面影响，将导致疫情扩大”。但华秀珍质疑，“隐瞒和打压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她表示，如果选择开诚布公，政府能以此契机提高落后的技术，增强措施保护疫苗受害者，将使更多人受益。

在疫苗损害事件连年发生的情况下，华秀珍期待，像美国这样检讨疫苗损害、披露不良反应信息、允许舆论自由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做法，能够成为今后中国的常态。

财新网| 记者：盛梦露，记者李妍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