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2015：寻找增长的动力
2015年10月29日、30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金桥红枫万豪酒店顺利举办年度盛会“年会：镜鉴与前瞻”。本次年会聚焦于“寻找增长的动力”，探寻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延续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的合作，涉及到金融自由化、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与G20会议等全球经济热点议题。
一，金融周期与增长新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9%，也是2009年二季度以来GDP增速首度跌破7%。在经济中速增长的现实下，如何利用好市场经济外在规律及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在十三五规划期间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确保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成为本次年会上经济学家、金融从业者一致关注的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指出，从全球主要经济体数据来看，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服务业占GDP比越高。近两年中国服务业增长速度高于制造业，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制造业。然而与人均收入接近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却明显偏低，表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是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速度远远快于城市化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因此快速工业化的持续时间要短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阶段，就需要依靠第三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考虑到中国去工业化和服务业比重上升的速度都更快，且服务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要低于制造业，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未来更多依靠第三产业拉动GDP增长的趋势下，结合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经验，中国接下来20年的GDP增长率预期将在4.9%左右，届时人均GDP有望到达美国的一半。
法国中央银行原副行长Jean-Pierre Landau教授认为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账户，但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前人民币与美元之间长久以来的稳定性，相当于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的锚。在未来不断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中国也被寄望于以较为合理的顺序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乃至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并更好的体现出大国责任。因此，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金融自由化可以采取并行进行的机制，从而降低对国内改革的影响，同时避免浮动化率所带来的风险。最后，他也强调了全球利率均衡对于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摩根斯坦利全球资本市场副总裁Reza Moghadam首先肯定了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找寻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未来中国将由投资驱动转化为消费驱动，不但促使国内经济结构取得再平衡，也将通过各国与中国间的深度贸易依存，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尽管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但地方政府负债增长仍然迅猛，并面临信贷收益率不佳的问题。与整个新兴市场国家和部分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过高，这是政策制定者下一阶段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信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彭文生博士认为，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原因，主要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尽管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却并未带来预期的强劲复苏，反而进入了“低增长+低通胀”的困局。从金融周期的角度看，当前美国已经处于新一轮金融周期的起点，而中国当前仍然处于金融周期调整的下半场，债务占GDP比重和杠杆率居高不下，导致投资和消费不足，进而影响了总需求。此外，人口老龄化、贫富分化、共享经济都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起到抑制作用。因此，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破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三个渠道消化过剩储蓄。首先，通过利率下降引导非政府部门投资；其次，通过汇率贬值或降低外汇储备，刺激国外需求；最后，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财政扩张。他也强调，长期有效需求的提升，根本出路仍在于结构性的改革。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主管、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Anoop Singh认为尽管传统制造业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然而风险仍然可控。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于市场秩序的加强，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深层改革。巴克莱银行亚太区总经理David Fernandez认为尽管中国仍在探寻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失业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他也认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不应拘泥于GDP，可在指标选取与方法上做出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忽视了经济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城市和区域的平衡发展，需要发挥市场功能来提升人力资本，为国家发展战略注入新动力。而人力资本的提升，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人口自由流动、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2016投资趋势前瞻、大资管时代与金融改革
1、2016投资前瞻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深化金融改革是其中关键内容，包括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发挥金融创新功能，以促进经济金融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十三五”规划，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博士旗帜鲜明的给出了他的观点——放弃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给下一个五年的经济转型和调整留出足够的空间。同时，他也谨慎的指出：市场目前对于改革红利抱有较高期望，而对于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却缺乏足够的认识。目前经济中出现的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的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并将在2016年延续这种趋势。尽管从投资的角度，大健康、养老产业有望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产能过剩的调整过程预计将伴随整个“十三五”期间。
而海影（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影也持类似观点：尽管2015年的股灾行情已经过去，然后后股灾时代的市场泡沫仍旧存在。当前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杠杆来支持经济增速，而产能周期的下行调整至少要持续到2020年或之后。2016年资本市场将同时面临优质资产缺乏与流动性泛滥的两难境地。尽管经济在短期内处于货币持续宽松和加库存的行情，投资人仍然应当在赚钱的同时，时刻关注风险。
尽管存在经济下行压力，业界并不完全悲观，仍然对下一个五年寄予希望，探寻投资热点。春山浦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辛威廉认为在A股回暖、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及人民币加入SDR的乐观前景中，资本市场也面临着地产泡沫风险加剧和美元加息周期的不利影响。因此，2016年乃至今后四至五年资产配置的核心逻辑在于正确把握经济周期的变化。具体来看，美元资产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人民币资产投资机会都值得关注。同时，在经济下行期间，“资产保值”同样重要，投资者不妨适当降低投资预期。
上海彤道数量投资董事长滕冲作为信托业资深从业者，认为传统“银信模式”在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因“刚性兑付”、资金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遇到了很大的发展瓶颈，且信托混杂的产业机制难以兼容专业管理能力。作为“十三五”规划的起点，2016年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于传统资产证券化的颠覆在于拥有了和客户直接沟通的触点和信息深度，“场外”资产证券化的潜力将释放出更大的潜能，有望达到百万亿的规模。
企业杠杆率畸高及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经济中期增长的两大挑战。如果仍旧依靠投资刺激经济的简单粗暴模式，将会加剧投资和消费的不平衡。领沨资本创始合伙人马宁以日本为例，指出人口老龄化和内需不旺将造成企业盈利的长期下降。在“十三五”期间，经济政策的引导可帮助拉动内需，发展消费信贷。因此，他给出的投资策略是精选行业与企业，如物流、健康产业等。
安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徐彪更是乐观的指出：金融创新、万众创业将带给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机会。过去三十余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土地、劳动力、基建投资等重要生产要素都难以再提高效率，未来五年必须依靠技术进入和创新。而最终，技术创新的落地与推动，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并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2、大资管时代的中国对冲基金
2015年股市的大幅震荡令众多个人投资者至今心有余悸，如何抵消市场波动成为高净值用户最为关注的话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市场的方向性进行个人判断具有较高风险；选择市场低相关度的资产作为投资对象则有较大把握对冲下行风险。因此思高方达(Citco Fund Services)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李宏建议这部分投资者可以通过专业、追求绝对收益的对冲基金实现低风险投资配置。
肯阳资本（CanyonPartners）中国区总裁李向辉认为2016年存在美元加息、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其他国内外不确定因素，投资者更应当注意资产均衡配置，以规避风险。长期来看，对冲基金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使资产构成更加多元化。特别是QDLP类型产品，通过投资于不同市场，实现资产类别多元化、币种多元化，可以规避部分国内资本的风险。
国金基金量化投资总监欧阳立指出，当前国内资管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充裕与资产配置荒的矛盾。由于出场基差风险较大，国内对冲产品在九月份普遍选择“现金为王”策略。随着市场配资清理基本完成和基差风险降低，市场交易流动性开始恢复均衡常态，可以采取谨慎加仓策略，根据多因子模型，预期2015年第四季度市场有望获得超额正收益。
对冲基金人才协会常务理事郭涛认为，目前国内30万亿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意味着资产管理行业在国内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然而任何大类资产配置，都无法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因此追求绝对收益的对冲基金将越来越受到高净值资产人士的青睐。美国EJF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王进认为，美国对冲基金行业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他建议国内对冲基金产品应该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更加注重风控，并加强国际经验交流。浙江玉皇山南对冲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镢文建议，未来行业对冲策略一方面可以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需结合国内资本市场特点加以调整。
三，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与G20会议
1、美国加息与新兴市场债务风险
尽管一再推迟，箭在弦上的美国加息仍然是全球资本市场眼中2015年底、2016年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一旦美元进入加息周期，新兴市场是否将出现债务危机？在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的诉求下，中国又该如何应对？随着2016年亚投行正式运营、人民币即将加入SDR，国际金融秩序是否将改写？
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认为从美国失业指数、通胀指数等指标看，美联储基本做好了加息的准备，2015年年底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在加息预期下，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和印度相对较为乐观，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家则不仅面临他国货币政策影响，还将受到地缘政治和出口需求抑制。
对美联储加息时点的判断，目前市场存在着较大分歧。根据巴克莱银行亚太区总经理、固定收益部研究总监David Fernandez及其团队研究观点，尽管FOMC会议已在讨论今年12月的加息，但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不确定性，因此美联储很可能在2016年3月才会启动首次加息，之后进入连续加息通道。值得乐观的是，经历过1997、1998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普遍拥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和更稳定的金融体系，预计将更好的抵消加息造成的影响。
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林曙教授认为，虽然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相比1997年要高很多，但面临的更多是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及中美经济之间的依存度，汇率贬值压力不容忽视。尽管他认为人民币并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但时点选择依然非常重要。同时，对于通过托宾税的机制设计实现外汇平稳交易，他也认为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刘海影指出新兴市场国家信贷扩张的最大驱动者是中国，因此中国的债务周期决定了前者何时将结束加杠杆阶段。理想的金融体系往往能够适应实体经济的潜在风险，形成自然波动。然而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信用背书扩张，导致债务比例持续攀升。在未来某一阶段，预计将会出现产能周期和减杠杆周期的双向叠加，造成资本市场和资本流动的紊乱，带给中国乃至整个新兴市场国家长期的挑战。
邵宇认为当前国内很多重要经济指标都持续下滑至近5年乃至10年以来的低位。1997年至2002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萎靡影响，中国同样经历了一轮长达5年的去产能和去杠杆周期。本轮危机的原因则在于，全球化3.0进程出现逆转，直接制约了中国出口增长和内外平衡。在美联储即将加息背景下，为防止新兴经济体持续竞争性贬值，并重新拉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一带一路”战略和多层次的自贸协定及国内自贸区建设成为关键落脚点。
2、中国轮值G20峰会
2016年中国将作为主席国，轮值G20峰会。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峰会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G20的构成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其协商一致的原则运作，利于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
意大利财政部G20代表、欧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副理事长Carlo Monticelli提出，中国轮值2016年G20峰会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处于变革中的全球治理、疲弱的增长态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结构性改革需求。尽管G20相比G7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却并未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把握住机会，接过全球治理领导重任。如中国能领导G20组织完成全球增长、G20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改革，无疑将大大提高自身影响力。同时，他也强调G20成员国共同合作的重要性。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教授Danny Bradlow认为2016年的G20合作面临经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态势三方面的影响，需要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外资监管等领域做出结构性的改变。因此，中国有必要在绿色经济和基础设施投资可持续性方面做出推动，以便顺利推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同时，他也建议G20组织需要在全球治理协同机制方面作出努力，以实现进一步的投资便利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流动性外溢，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在积累。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建议G20国家间加强国际金融协调、联合引入托宾税，并加强资本账户宏观审慎监管，抑制短期资本流动。此外，IMF有必要根据中心国家（G4）的跨境资本流动、跨境和国内超额信贷以及VIX指标建立全球系统性风险预警系统定期发布提出警示。渣打银行总部公共事务集团主管Vasuki Shastry则期待中国在轮值G20主席期间，应在危机处理、政策常态化及基础设施开发三方面有所作为。
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创办人和执行长官Marc Uzan强调了增长对于中国和G20的重要性。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金融市场防火墙、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等机制，更好的实现资源配置，及更多实质性产出。
四，“互联网+”与经济转型
1、“互联网+”创新与创业
尽管“互联网+”概念热火朝天，社会甚至业界对其的理解仍然存在不少误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作为互联网行业老兵，认为尽管几乎所有传统行业都在拥抱“互联网+”，但大部分并不能产生预想的化学反应；正确做法应是传统行业背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扩充垂直市场的厚度与密度，向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升级。此外，大企业的IT部门也并不适合引导企业开展“互联网+”战略，因其缺乏对市场的理解。
上海彤道网络科技董事长滕冲，分享了其移动互联网金融实践案例。针对行业特点，他们提出“强资源·弱社交”概念，致力于打造金融专业人士的专属移动社交网络和O2O服务平台。
具有学院派与投资实践双重经验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m-lab主任、天奇阿米巴基金投资合伙人魏武挥，指出“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创业一定不是将内容移植到手机这么简单。在全球广告行业增长缓慢的大环境下，自媒体导流模式已到瓶颈，而其内容的上下游打通则方兴未艾。
同样看好互联网自媒体与专业领域结合的，还有米牛网联合创始人吴小平。直接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金融行业往往会与现有金融安全政策产生冲突，因此加强互联网的金融属性，不失为一个更为稳妥的创业方向。未来大数据将对投资领域的策略组合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自媒体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潜力。
2、拉动内需、万众创新与经济转型
张江科投首席专家、中科院计算所上海分所所长孔华威认为当今科技界已进入幂指数发展时代，不论互联网新兴企业还是传统行业巨头转型，必须具有“指数思维”，克服“欺骗性失望”，方能保持企业长青。同时他也建议投资者，不可忽视技术驱动的纬度跳跃，谨慎投资易被新技术取代的行业。
正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有效需求的拉动离不开供给侧的创新，衣邦人创始人、CEO方琴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对于消费品质需求的提升，是当前万众创业的基础。互联网企业供给创新的核心在于迎合用户痛点，找出解决方案并快速复制、发展。
作为全球互联网创业的中心，美国模式是离不开的学习与研究对象。君润资本副总裁、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华秀萍通过对中美风险投资环境进行比较分析，预测未来将有三方面的发展趋势不容忽视：政府职能的转变、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与风险投资行业的专业化与国际化。
滴滴出行政府事务总监凌亢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万众创新，离不开三个重要因素：信息平台搭建、极大提高匹配效率的大数据，以及完善的交易评价和信用体系。同样围绕“信用”进行模式创新的，还有熟信科技创始人、CEO曾军。尽管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来源更加丰富，却无法回避个人征信中的三个问题：主观还款意愿、有效数据缺乏与模型失效。因此未来P2P金融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去中心化征信与自组织催收，惟此才是真正的普惠金融。
五，统一市场与区域经济
1、统一市场与区域市场分割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认为在统一货币前提下，人民币汇率偏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限制了它们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的可能性。于是，借债成为“为发展而融资”的渠道，而对中央事后救助的期望又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借债的冲动。长期来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关键在于推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同时让人口净流出地区摆脱过度举债。
除了劳动力，我国建设用地市场也存在城乡分割。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汪晖教授指出，在土地财政依赖的现实下，地方政府缺乏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激励。尽管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是土地改革的趋势，然而如不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改革势必将举步维艰。
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的分割，反映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终身制副教授徐建国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实现手段则是继续城市化和人口集聚。从这个意义来看，小城镇战略并不可取。劳动力向超大城市转移，非但不值得管理者担忧，反而将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
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教授认为中国国内市场分割严重，造成国内经济抵消。建立高效的全国统一市场，有助于产业转移与升级、优秀企业做大做强，及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教授认为，市场分割现象不仅仅是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其实质是以经济利益为谈判对象，通过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来保障政治利益的一种方式。这种利益交换关系和权力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执行机制，出现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相当低。归根到底，所谓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是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
2、特大城市群发展与区域经济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城乡人口转移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然而在今天，学界对于特大城市群与中小城镇两条发展路径，亦各执己见。同时，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作为国内区域经济典型，其发展方向各有特色和不足。究竟何种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模式才能更好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复旦大学助理教授吴建峰认为当前城市化发展存在规模不均衡和地区不均衡的特征。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区位选择有三个维度：城市生产率、生活适宜性和政府运行效率。目前中国不管是制度性扭曲，还是资源配置方面，都极大地损害了城市规模的效率。从政策取向上来说，偏向于鼓励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是更可取的。
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观察家论坛秘书长新望博士梳理了过去三十年国土开发政策的三个变化：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绝对平衡走向相对平衡、从块状开发到网状开发。未来以城市群为载体，未来四大战略是城镇化成功的关键：自贸区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教授认为，城市群规划切忌“拉郎配”思维。为使城市群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做到：人口居住、交通出行、产业布局的同城化，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环境规划的多规合一，合理度量城市经济边界，以及在发展理论上做出适当的突破。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博士，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比拼上，珠三角要优于长三角。将两区域典型城市深圳与苏州进行对比，前者在第三产业比重、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度三项指标上都优于后者。深圳在经济转型升级上起步较早，实现了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他认为，仅仅通过要素投入来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行不通，只有创新驱动才是可持续之道。
【SIFL·年会】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年度思想盛宴，汇聚海内外政商学界智慧，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思考、讨论当下中国与世界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寻求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解决之道。
2007年1月，【SIFL·年会（第一届）】在上海举行，随即吸引了政经高级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企业领袖以及中外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是沪上最具代表性的峰会之一。2011年起，年会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与北京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