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 新改革 新常态

2014年10月30日、31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外汇》杂志社协办的“年会2014：新阶段·新改革·新常态”在上海金桥红枫万豪酒店举行。此次年会聚焦“金融改革再出发”、“中国经济前景与潜在风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停滞与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路径”、“互联网金融”等议题，探寻新常态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与阻碍，为中国下一阶段的金融深化改革提供智识与创见。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日本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摩根大通亚太区监管战略主管（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主管）Anoop Singh、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创办人和执行长官Marc Uzan、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魏本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学术委员）彭文生、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上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等5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知名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担任演讲嘉宾。本次年会吸引了《第一财经日报》、《财新》、和讯网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与图文直播。

一，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与长期增长前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用来恢复。不仅发达国家存在经济结构性的问题，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结构调整又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和此前十多年相比，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慢，表明中国经济已正式进入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亟需解决过去三十年粗放增长所积累的诸多问题，才有望化茧成蝶，正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当前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过剩产能率过高。据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推算，中国目前过剩产能率处于30%的高位，这表明大量本该自然淘汰的企业依靠不断的融资维系生存。由此对应的特征是中国非政府债务占GDP之比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约为186%，最终非常有可能产生极大的流动性风险。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年度进出口总值大大低于预期，这些信号表明，通缩威胁迫在眉睫。

而中长期来看，中国在未来十五年必须要面对每个追赶型国家必经的中等收入陷阱。辜朝明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口红利。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出现刘易斯拐点。2015-2030这15年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劳资关系之间的矛盾；其二是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其三是人口结构带来的压力。王庆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长曲线指出，在达到中国2008年收入水平（人均4000美元）之后，日韩两国经济增长速度都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此外，中国经济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也如当年的日韩一样，在到达一定收入水平后，出现了明显的拐点。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但目前的调整方向是正确的。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供给的减少，包括老龄化问题、投资增速减缓等。在2020年之前中国可能会出现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增速有可能稳定在4%左右。张军则不认为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常态，近两年经济增速降低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跟政府过于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很大关系。当前的货币政策抑制了投资和消费方面的需求，尤其是信贷政策过紧导致的名义投资增长率过低。

尽管如此，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仍然偏紧。当前限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为需求的影响。彭文生指出，过去中国整体货币政策的框架，是以控制通胀上涨率为主要目标的。在“低增长+低通胀”的现实背景下，放松货币政策必须关注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王庆认为目前中国似乎正在尝试具有中国特色的“休克疗法”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此外，尽管近年来负债率上升速度较快，但净负债水平还处于安全区间内。Anoop Singh认为，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意味着衰退，并且衰退也是可以推迟的。短期来看，减税或者放松对房地产的限购可以有助于降低风险；长期来看还是要加大改革力度，转变政府职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时，目前改革的动力相对不足，如何能够真正走出“全球化的断裂、增长的断裂和改革的断裂”这三重断裂地带，或成为中国下一步的挑战。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未来一两年可能出现一个经济低潮，但如果能够释放户籍改革、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的红利，加上供给端的改革，未来8~10年经济增速会在7%左右。尽管深化改革呼声很高，张礼卿教授认为不能违背改革的内在逻辑，一定先要确保健全发达的国内银行和资本市场体系。一旦在改革顺序方面作出错误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将远远超出潜在收益。

此外，中国经济中还存在三条“保险杠”，能够有效的缓冲经济危机：一是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储蓄仍然大于投资；二是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三是银行体系中超过22万亿的法定准备金。

解决过剩产能，需着手于资源配置环节的优化与改进，使经济结构转型获得所必需的支持，从而将国民经济更好的融入全球经济链条中。辜朝明和张军均建议，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国民经济信贷压力，带动民间有效的投资和消费，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马青则认为，中国在降低企业杠杆率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提高居民与政府杠杆率，以抵消通缩的风险。

未来十年经济改革中最值得期待的，应当是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彭文生指出，货币政策需要和审慎监管结合起来，限制金融行业的过度扩张，为实体经济释放出空间。魏尚进认为，中国金融改革欲取得成功离不开五点。第一，要金融改革成功，不能只谈金融改革，需要重视配套的改革。第二，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改革和配套改革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第三，要避免金融危机，需要关注金融改革的顺序。第四，对于用风险来倒逼改革的策略，需要认清楚风险，让风险有一个应对的办法。第五，汇率市场化目的并非为了国际收支平衡，也不主要为了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而是为了避免出现持续的实际汇率高估的风险。

二，世界新兴市场与持续增长

过去的3、4年，不仅中国经济放缓，70%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相比于全球经济危机前，均有所放缓。总体来看，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前景相比于其他地区，要比预期好一些。Anoop Singh指出，亚洲各国拥有不同的经济、制度基础及制约因素，但归根到底来看，可以看到生产率是最终的关键因素。生产率的提高，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则是高等教育，亚洲国家的短板也正在于此。

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是有其内在逻辑和顺序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认为，中国在学习、追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忽略了制度层面、思想层面的学习，这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障碍。华民也指出，相比于欧美，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前进行了长期的社会改革，从而率先完成了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亚洲国家的工业化是追赶型的，具有外生性，往往忽略了必要的社会内在变革，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瓶颈。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在工业化尚未完全实现之前，就急于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然而受到禀赋约束的制约，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制造业不断消失，最终很容易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中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是创新。由于缺乏对知识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保护，中国企业缺乏正向的激励和创新意愿。而更不利的是，权力寻租诱惑带来的负面激励对创新伤害性非常大。企业创新需要空间与自由，这就需要打破过多的行政垄断与管制。

法国TraditionGroup首席经济学家Alessandro Giraudo选取了全球14种主要大宗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情况说明了当前全球新兴经济体中的一些困境。2012年之后，全球发生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一方面是因为美元的升值，另一方面是全球性的市场情绪悲观。未来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仍将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刘海影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债务是正常现象，因债务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供给能力。然而当债务所对应的资产本身无法获得合理的资产回报率，将极大的扭曲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合理与否体现为产能利用率的高低，对于金砖国家，降低过剩产能对于GDP的拉动效果非常明显。较高的过剩产能率还将大大增加一个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金砖国家的兴起，主要得益于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可称之为金砖国家1.0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管Marcos Troyjo指出，未来金砖国家想要进化到2.0版本，必须重视四个因素：未来贸易及投资的地理分布，R&D的GDP占比，地缘政治的复兴以及基于创新能力和制度化建设的相对竞争力。

三，新型城镇化与PPP混合所有制

2001年开始，我国掀起了第一轮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风潮，2000年被称为公用事业特许元年。这个风潮中，有大量项目上马，民间资本投入的力度非常大，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公用事业民营化带来的治理风险，公用事业的公益属性与盈利追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政府融资手段的增强导致2007年之后公用事业民营化的热度有所降低。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骆梅英认为，2015年，民间资本进入社会公用事业将会引发新一轮的风潮。这个论断主要的依据有三。第一，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的巨大资金缺口。第二，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及地方债务治理。第三，2014年高层频频发出的改革信号及对PPP公私合营模式的推广。然而，骆梅英认为，新一轮城镇化的成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改进。首先，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需要引入第三方程序机制，不应仅仅采用价格竞标方式。其次，PPP公私合营模式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最后，政府需要改变传统的行政审批式管理风格，以最大审慎原则出发，建立更好的监管模式。

新型城镇化就交付模式而言，主要是两个维度的问题。一，究竟是政府出钱还是企业出钱？如果是企业出钱，就应考虑授权企业参与经营。二，项目是整体交付还是阶段交付。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副院长王守清建议，PPP模式下，政府授权企业整体交付，通过全程综合优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此外，盈利能力不同的项目之间通过互补与滚动开发，可以实现项目溢价在投资者、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公平分享，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上海城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锋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做到“三个剥离”。第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用剥离，第二是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的信用剥离，第三是地方债风险与银行债务风险的剥离。他判断未来地方政府基建大跃进趋势将被遏制，值得注意的是合理的退出方式对于长期基础设施项目的持续性至关重要。

济邦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燎指出，当前社会对于PPP的认识，局限于将其等同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效率等。实际上，PPP是一种长期合约和长期经营关系，对长期制度环境与地方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要求非常高。目前制约PPP的一大问题便是缺少专项的PPP立法机制及清晰的监管模式。

上一轮PPP热潮主要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但也形成了存量管理与价格双轨制的遗留问题。天则经济研究所华南中心执行主任赵旭认为今后应该通过制度改革对在位企业实现特许经营权，实现政企分离和融资、运营间分离，逐步建立公平、开放、竞争的统一市场。未来PPP模式有望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为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样即可解决相对稳定而缓慢增长的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短期内需要大量资金之间的矛盾。

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指土地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清华经管学院副教授迟巍从经济学角度入手，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劳动力市场政策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与技能和教育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正向激励不通，户籍制度造成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了劳动生产效率与自由流动效率。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自由的人口流动有助于不同的城市找到竞争优势并保持活力，最终实现产业定位、经济定位、人口规模、城市规模等多方面的动态均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都阳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会带来巨大的红利。中国经济经过30年高速增长，目前面临着经济放缓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难。如果可以全面深化改革户籍制度，相信可以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确保中国在“十三五”结束之时达到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在逐渐趋同，因此劳动力流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力在下降。未来如果能够系统性的改革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制约，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和劳动生产率都有望进一步提升。

人口学者、原哈佛大学助理教授黄文政引用多个机构的数据证明，无论是建成面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密度，与世界上的各个大城市相比，北京、上海所面临的公共资源压力，主要是因为规划失误和管理不当造成。人口增长能够有效的带给北京等超大型城市更高的人均GDP与税收，而控制人口对于可持续发展及内需扩张都是极为不利的。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任远教授认为，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壁垒性机制，不仅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质量。对于城市而言，户籍制度影响到劳动力集聚效果，使城市无法形成稳定的劳动力队伍。此外，户籍制度导致劳动者的就业非正规化、地下化，同时也抑制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四，互联网金融与风险控制

2014年是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的一年，各种平台、产品及创新模式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金融秩序重建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陆金所投融资发展部总经理周阳春认为互联网金融主要在以下三点对金融业产生影响。第一，互联网技术的推出极大的提升了客户体验和运行效率。第二，互联网技术让传统的风险判断手段发生深刻变化。第三，互联网提高了金融业的客户拓展渠道和量级。然而互联网技术在全方位提高传统金融业效率的同时，风险也相应的会提高。对此，解决风险的对策仍然要通过大数据与传统风险测量风量手段结合着手。持类似观点的点融网CEO郭宇航也指出，在P2P借贷中最重要的风险控制方面，目前主要还是大数据技术结合传统银行业的过往交易数据和信用评估技术。此外，P2P实际上帮助了监管部门更加有效的掌握民间借贷的整体规模、流向及坏账水平率情况，对于社会控制整体金融风险有非常大的好处。

玖富高级副总裁孙彦杰将互联网金融创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第二类是技术上的创新，第三是对服务客户群体定位的创新。这三类创新均具有两个维度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第二是提升客户体验。网信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静也认为，恰恰是传统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中会将绝大多数资源配置在风险系数最低、国家信用支撑的国有大型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需求才给了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的机会和切入点。

然而互联网金融的未来绝不仅仅是P2P借贷市场的发展。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认为P2P借贷所处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信贷机构不愿意承接的“柠檬市场”，受监管政策影响极其大，因此P2P借贷可能只是未来互联网金融中非常小的一个领域。他认为互联网金融有非常大的广度与深度，未来的创新在于能否降低传统金融业务的“最小业务单位”，提高交易的频度与市场厚度。同时，互联网金融也不仅仅是创新型小公司在关心，真正具有大数据能力的大企业如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等，同样有机会彻底革新传统征信体系。

上述互联网企业在过去15年间，从通讯、媒体、社交等方方面面已经影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变化，实际上是一次次垄断被打破的过程。现在中国的互联网创新也在倒逼着金融市场、清算市场等打破垄断。易宝支付CEO唐彬指出，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真正的价值在于中后台流程的创新，否则仍将变得和传统金融机构一样“沉重”。

互联网金融在逐渐显露出打破旧有金融格局潜力的同时，出现的问题也呈几何级增长。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互联网金融仍将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并需要不断完善暴露出的风险与问题。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认为，就目前而言，互联网金融内部风险控制并不是完美有效的，还需要有效的外部监管。目前证券法对于投资关系的界定过于狭窄，无法将P2P平台有效的纳入监管。他同时指出，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使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借贷双方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

大数据虽然是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最为热门的技术手段，但仁和智本资本合伙人陈宇认为单纯依靠大数据对金融行业经营个体或许有一定意义，整体上一定是无效的。他的依据在于，金融业在本质上是被经济周期与经济形势所左右的。因此，必须结合经济形势去分析数据，才能正确判断金融风险。

华院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宣晓华指出，互联网时代，除了传统的个人及企业信息（年龄、收入、消费记录），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的上下游拓展（社交数据、企业经营信息、ERP数据），通过信息的叠加，未来将能够更有效的控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