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超高速中国经济的隐患

10月30日至31日，“镜鉴与前瞻：新阶段、新改革、新常态”2014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本届年会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联合主办，大会就“经济停滞与持续增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超高速经济似乎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中国超高速经济面临换档期？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的时候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传导出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

“新常态”一词，最早出自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和埃尔埃利安之口，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况。

在中国，关于“新常态”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速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截至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八个季度在7.4%至7.8%的区间窄幅波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指出，中国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真正进入了经济换档期。

中国经济可能走入“拉美陷阱”？

早在中国之前，就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跨坑”运动。但迄今为止，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而比较典型的失败案例则是以阿根廷、巴西为代表的“拉美陷阱”。

在鸿儒论道年会中，刘胜军教授指出，用一句话概括“拉美陷阱”的教训，就是民选政治导致民粹。民粹表示政治家往往会给选民更高福利的承诺，而高福利将导致这些国家慢慢丧失竞争力，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周期恶性交替。此外，拉美国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容易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其他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穷时资源廉价，成本优势明显，而当这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候，这些优势就会丧失。能不能从成本优势转向创新优势，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跳出“陷阱”的关键。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之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面对如此多的前车之鉴和当下严峻的经济形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独具的一个有利条件是财政状况较好，可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以解决4万亿投资形成的后遗症。而彭文生认为，因为经济结构的问题，货币放松的力度不能太大，财政应该起更大的作用，应该大规模减税，尤其要降低流转税、增值税，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如今也必须正视辉煌背后的空虚。一直以来，中国的成本优势一方面来源于对生产要素的价格低估，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抄袭的姑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极弱，短期内或许可以占便宜，但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依赖性，企业就会丧失创新力和竞争力。

面对成本竞争力的丧失，缺乏创新能力将使我国重蹈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覆辙。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就必须提高创新能力。

刘胜军教授指出，要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一是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保护，以激发企业创新的意愿，增强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对国内环境的信心；二是要减少官商勾结和权利寻租现象的发生，以引导更多的优秀企业家走上创新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关键是要简政放权，推动制度环境的变化。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面对“后危机”时代的“新常态”经济，政府必须做出改变。

南方人物周刊 | 实习记者：张铭芳 | 2014-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