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卿：从脱欧看去全球化问题

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鸿儒夜话，刚才丁教授和前面几位演讲者对脱欧问题已经作了很好的阐述，在这我作一点补充。另外，我也想就去全球化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英国脱欧的影响是广泛的，对英国有影响，对欧盟有影响，对世界有影响，对中国也有影响。对英国的影响，可能还有待观察，刚才丁教授讲的观点我非常赞成。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情景预测。IMF针对3种不同情形估计了未来英国的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水平。增长率方面，结果如下：在2016年，如果英国不脱欧，留在欧盟的话，它GDP的增长将是在1.9%；如果是软脱欧的话，也就是挪威模式，将是1.7%；如果是硬脱欧，将是1.1%。在2017年，若留在欧盟，增长率是2.2%；若软脱欧将是1.4%；若硬脱欧，那么将是负的0.8%。在失业率和通胀方面，预测同样显示，留在欧盟最好，软脱欧其次，硬脱欧最差。所以说，脱欧对英国的影响究竟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未来英国和欧盟谈成什么结果。

在金融方面，伦敦是欧盟的金融中心，欧盟有76%的对冲基金总部设在伦敦，74%的OTC交易在伦敦进行，55%的PE基金由总部在英国。如果发生硬脱，欧盟在英国的这些金融机构和交易活动虽然不会全部消失，但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发生较大规模的流失，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遭遇一定的冲击。

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英国占欧盟GDP常年保持在15%以上，近年来更是维持在17%左右。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占欧盟对外贸易额的比重也高达8%—10%。此外，英国是欧盟预算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在欧盟国家内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德国和法国。事实上，如果欧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逐渐离开伦敦，这不仅是英国的损失，也是欧盟的损失，因为欧盟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重新寻找高效、并且低成本的经营环境。

对中国的影响，相信是利弊兼有。从理论上，英国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可能会下降，并转向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所谓的“逆向”贸易创造效应。这就是说，英国脱欧之后，中国与英国、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都有可能会增长。此外，我们看到，过去的几个月里，英国对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FTA）显得更加积极了，谈判进程也加快了。这个实际上对欧盟也将产生压力。今年6月中旬，我在布鲁塞尔参加一个会议，讨论中国与欧盟的自贸协定问题。当时，欧盟对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所持的态度并不积极。英国脱欧之后，预计欧盟也会调整其态度，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看待这件事。

在金融层面，英国脱欧对中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仅仅谈一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影响将是双重的，而且有待观察。一方面，如果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有下降，那么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伦敦是全球除香港以外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第二，从长远来看，英国脱欧对于英镑、欧元都将产生不利影响。而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有更多机会。不过请注意，我说的是机会，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究竟能不能走好，主要恐怕还取决于国内因素。

再简单谈一谈对全球化的看法。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全球化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并且出现了所谓“去全球化”迹象。我们的确能看到一些数据支持了这样的判断。譬如说，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球GDP增长速度。自2009年以来，世界进口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1960年到2015年期间的水平。所以从趋势角度看，全球的贸易增长及其影响的确是走在一个下坡路上。

另外，从跨境资本流动和全球金融资产占世界GDP的比重看，数据也是下降的。2006年，全球跨境金融资产规模占世界GDP的比重是60%，之后持续下降，2005年差不多低于40%；世界FDI流入量占世界GDP的比重在2007年曾经达到32%，而目前已经降到22%左右。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到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

前几天《英国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在评论美国总统大选时强调，川普的言论如果在其当选后付诸实施，那么全球化必将显著退潮。可以认为，退欧也好，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也好，绝不是偶然的，完全可以被看成是去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去全球化之所以发生，可以归结为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步入了一个增长放慢的阶段，很多国家失业率明显上升，欧美发达的中低收入阶层所受影响首当其冲。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反全球化倾向，因为他们相信是全球化、自由贸易让他们失去了工作机会。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尽管世界生产效率提高了，全球经济总量也不断上升，但由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缺陷，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利益调整和利益分配存在严重问题，这就导致一些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倾向于反对全球化。这些源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和不满情绪，又与冷战以后日趋严重的地缘冲突、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在欧洲，宗教冲突和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使得普通百姓对全球化引起的大量跨境人员流动感到恐惧，从而显得越来越抵触，并成为脱欧和反全球化情绪的重要源泉。

强烈的反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过去几十年国际经济、社会、宗教各方面演变的结果，更是全球化过程中缺乏治理的必然产物。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至少需要做这样几件事：第一，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和协调，尽快恢复强劲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下行甚至衰退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其它反全球化行动的温床。第二，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管理，因为金融动荡和资本无序流动是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也是反全球化思潮产生的重要根源。第三，加强全球治理。整个世界需要对全球治理给予更多关注。自1980年代初到目前，尽管经济全球化呈现了空前的发展，但全球治理领域并没有出现必要的调整。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治理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的高度关注。一个能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理想的全球治理框架的形成，将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乃至宗教等领域的相应变革。对于具有领导力的重要国家来说，如何加强相互理解、交流和合作，共同承担治理责任，目前看的确还是一个的挑战。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实际上也是重要推动者。面临去全球化，中国应该怎么办？首先，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快经济转型，继续扩大内需，以防去全球化继续发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冲击。其次，中国也应尽量阻止经济去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努力拓展与欧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第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推动多边主义国际经济合作框架的制定，通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力促经济全球化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