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巍：户籍制度与劳动力流动

大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可以来到这个论坛跟大家交流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的问题。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是做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回国之前在美国主要研究国际移民收入，收入差距成因，是歧视造成还是由于其他技能造成的。

回到国内之后研究国内的人口流动和地区收入差距问题，我采取实证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用数据估计教育回报率、地区收入差距。所以通常的研究是很定量化，用数据进行估计，讨论各种估计方法是否准确。

今天我不详细讲这些方法和数值，而是将基于多年研究形成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抛砖引玉。

首先，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看，户籍制度是什么政策？户籍制度是人口管理方法，从劳动经济学角度它是一种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劳动力市场作用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而造成地区间收入的差距。在完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上，人们会流向高收入地区，在该地区人才供给增加，收入增加相对放缓，最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会慢慢回归，回到均衡的状态。限制人才流动，导致无法回归均衡状态，则就维持收入差距的状态。干预劳动力流动会造成收入差距，而它造成的收入差距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是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劳动力经济学中有些收入差距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收入差距，如技能回报率是有效率，技能和教育的回报率越大，那么大家越有动力做人力资本投资，会投入到教育里面，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但是像这由于性别、户籍等非劳动生产率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则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所以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会造成效率下降，不公平，可以说是一种歧视行为。

再比较其他国家发达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处在发展阶段。基本上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内部没有流动阻碍，比如在美国，如果人们想要去纽约工作就去纽约，想去旧金山就到旧金山，没有户籍制度阻碍，发达劳动力市场基本都可以做到市场内自由流动，这是成熟劳动力市场的标志。

国家间劳动力流动受到护照限制。在国外学者们会批评国籍对国家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作用和我们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是类似的。在中国有民间的估计说，北京户口值50万。这个估计可能是不精确的。在劳动经济学确实是有相关的估计的。2005年在比较经济学期刊上面有学者报告，把所有因素控制住，也就是不因为教育或者是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造成收入差距，单是户口的回报率是20%，这是很大的估计值。一般情况下，一年大学教育回报率只有4%、5%的样子。户籍带来收入差距是巨大的。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发展劳动力市场，最终取消劳动力内部流动阻碍，实现完全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国家之间有主权问题，劳动力还不能在国家间突破完全流动的限制。

下面再把劳动力流动整个均衡的动态过程介绍一下。在发达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地区有区位或者是产业的优势。譬如在一百年前底特律有汽车产业，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美国还有一个小城市是罗切斯特，柯达公司在那里建立了公司总部，胶片的技术在那里兴起，区域优势使得产业在这里兴起，然后劳动力就会流入。产业兴起，新兴产业提供的工资一般比较高。劳动力流入使得劳动力的供给相应与当地的土地供应更大，所以会带来房产、资产的升值。在美国税收体制下，居民所得税、房产税、公司税增加可以带来公共服务的增加，长期以往达到均衡的状态。

当然有产业的兴起、劳动力流入的过程，也有反过来的过程。城市的兴起和衰败都是自然的进程。像底特律的衰落，罗切斯特由于柯达公司的倒闭也衰落了。在一百年整个经济史中，回过头来看区域经济、城市兴衰都是起起伏伏、很自然的。时间长了之后，每一个城市有自己区位的经济定位。纽约是金融业，金融业相对收入比较高，物价也比较高，但是人们收入高也可以承担起。小城市收入水平低，大家的生活方式也简单一些，便宜一些。最后就形成大城市、小城市不同区位定位，经济定位，不同的人口规模，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们没有说一定要去大城市或者是小城市工作，更多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喜欢比较热闹、喧哗就去大城市，如果比较喜欢安逸、安静一点小城市，就去相应的产业工作，生活在小城市里面。

从宏观角度来思考人口流动模式，和美国这种已经研究很透彻的模式来比，中国的模式差别在那里？中国城市产业定位、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土地政策，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这一点像计划经济，会对自我调解的市场机制产生一些干预，导致偏离自我均衡的机制。在计划的模式下，需要精心的去设计，很多聪明人想怎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路径，所以就会很挑战，有难度。有时会很难在这个框架下面找到一个自然的解决方式。比如，一些中国特大城市，像北京南水北调工程，由于重视教育对学校也已经投入了很多，公共服务在快速扩张，这些城市变的很有吸引力。但是城市由于公共投入带来的吸引力增加和自然环境吸引力力并不是很匹配。如果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下，在雾霾、缺水、干旱、寒冷的情况下，高人力资本的人不会吸引在那里落户。

我的想法是中国人口流动的模式和国外完全不同，需用整个模式的改变。现在已经是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只放开某一项政策，其他方面没有放开有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户口一下全部放开的话，和高速公路不收费是一个道理，提供公共服务资源和人口变化的趋势不匹配，会造成负面的结果。更均衡的改革的模式是各个方面改革的步调或者是速度同步进行。像北京等特大城市，最终目标会放开，放开节奏应当跟其他配套的公共服务投入的速度匹配，和产业的定位协调起来。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实现均衡，各个城市有自己的产业定位、经济定位，城市之间是协调互补的关系，而不是说竞争的关系。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定位，有合适人口规模、城市规模，有相应的公共服务、生活水平。城市规模小，就像上一场专家讨论，也许就不需要地铁，可能用有轨电车，一样生活很舒服，最后是人口流动和地区收入之间呈现均衡状态。到那时，可能就像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的差别一样，北京和其他的地区有差距，但是人们处在效用无差异化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愿意多拿工资来北京，要忍受一些拥挤、生活成本高的缺点；如果愿意留在当地，也可以得到较好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这样就可以实现均衡。最后问题就仅仅是生活状态、生活模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