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当下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成立以来，确实做了很多促进不同的群体进行自由沟通这样一些有益的公益活动，在这个组织过程中，李步云教授和傅蔚冈老师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本人很愿意支持研究院的一些活动，包括参加研究院去年“中国下一站”的年会。刚才高全喜教授从管理的对象切入，谈到我们在中国说社会管理，那么中国有公民社会吗？越管理，社会越少？这也就是涉及管理方式的问题，他最后提到法治。我其实想说正好在高全喜教授停止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应该在新的时代采取什么样社会管理方式。韦森教授刚开始说中国正在迈向法治时代，所以韦森教授开玩笑说如果过去时经济学家的时代，也许未来是法学家时代，但是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我认为可能在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经济学家依然会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会提出问题，然后交给法学家处理，而任何一个政治改革和法律改革，只有当它跟具有全民共识的经济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顺利向前推进，才能软着陆，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目标推进下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是认为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法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对话，而今天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考虑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的时候，尤其今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年头，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中国似乎需要使改革推向深水区，不得不面对大家一直试图绕过去政治体制的问题，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它的难度显然非常大。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是所有人都认为必要的，不论你是从一个维稳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老百姓希望安稳生活的角度来说，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我们一看，在全民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地方，除了经济就是法治。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法治会是中国未来改革最具有共识的着力点，但是问题是什么样的法治，这个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成就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究竟如何？这才是我们问计社会管理的关键点，这些问题如果能够用经济手段解决，那就继续用经济手段，但是如果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需要法律、需要动一动其他方面。可以看到如果从经济角度看，去年到今年，我认为有三个事情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点是大家说了很久的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而去年联合国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5。当然对这个数据本身有争议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基尼系数所显示的贫富悬殊已经到了危机的临界点，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有一定的共识。那么既然这个问题这么大，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相应地，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关于公布官员财产的一些呼声，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城乡差距、贫富悬殊能够减少一些举措的讨论等。

第二个就是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1.2%，1.2%这个数据对我们之所以重要，是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一旦人口增长率过了这个点就具有不可逆转性，就必然不可能回到人口增长这个趋势上来。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如果中国人口的增长率真的达到这一步的话，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和匮乏会成为很难逆转的趋势，除非我们人口政策上、在移民政策上进行调整。

第三个就是说跟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关系的，就是均贫富的呼声在民间逐渐响起，而这个呼声恰好在重庆事件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这就使得重庆事件的处理具有极端的复杂性。而这个问题恰巧使执政危机中各种各样的问题，突然以一个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最近纽约时报公布的事实，更让我们感到震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这个问题很严重。也就是说，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无能为力。最后大家可以看到以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过程使大家更近一步地看到我们的司法治度原来是如此糟糕，大家看这个结果，其实政府也没有办法化解这个危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假如我们把这三个跟经济有关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目前最突出三个问题，那么社会管理的下一步关键问题就可以探讨了。如何化解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城市化的手段来制造一个比较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中产阶层，而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方式是把农民变成市民，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拉动社会的发展。相应地，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律上会有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农民权利的保障，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等等。

第二假如我们现在人口红利拉动的经济发展增长模式已经进入一个拐点了，那么下一步通过什么方式拉动经济是很重要的。那么可以看到第一个问题所带来对于未来的不安，使得人们不敢消费，贫富悬殊使得广大人群无力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拉动经济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曾经在文章提出来一箭双雕的方式，就是把国营企业所持资本的转让收益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再分配，一方面可以使人民安心，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可以制造一群新的具有消费能力的阶层，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做得更彻底，进而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的转型。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法律和政策上做出一系列的调整，而其中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正在审议的预算法，而这个预算法到目前为止制订的过程，却是被部门利益绑架的过程，不过非常庆幸的是，韦森教授挺身而出阻止了这一过程的继续，否则一个很有希望的改革杠杆最后会变成一个新的笑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预算改革，搞财政改革，搞税制改革，目的是什么？是要推进税政的法律主义、财政的法律主义，目的就是奠定民主政治的最关键性一步，也就是高全喜教授所说社会管理的最关键一步，只有当这一步走出去的时候，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方面，恰好是衔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衔接经济学家与法学家最关键的着力点。

我作为一个法学者，今天还想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要这样推动民主化，它还需要其他的制度保障，这一步走出去最关键一点是在国家权力的中立化：你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权，你是全体人民的政权，你代表全民，这样就是革命党到执政党转换的最关键的理论指导，没有这点你怎么转换，如果你说我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或政府，那么其他的阶级怎么信任你，他必然要成天琢磨怎么夺权，否则他的利益无法保证。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中立的政府，你协调和保障不同阶层的正当的利益诉求，那么谁都会拥护你，社会自然和谐了，自然就长治久安了。

更进一步，国家权力的中立化是我们改革的重点一步，这一步需要有验金石，也就是司法独立。因为你连司法独立都没有，我怎么相信你是中立的？且不管你的法律是不是好，是不是公正，但是你制订这个法律，你跟我一块遵守这个规则，我就觉得有救了，就觉得有说法了，如果你这点都不承认，我怎么跟你玩，那么我只能拼命了。即便我们的维稳费这么高，即便我们的警察有时候会下跪，但这一切都不管用，都无法消除人民心中的不安，说明他不相信你。所以，必定要进行司法独立。

但这个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司法独立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法律是什么样的，第二点谁来对合法、不合法做出判断，规则与法官这是两个最根本基本的因素。

到目前为止，在欧美现代国家中，有的国家以法律为基础，是法律规则本位的法律系统，比如成文法体系；有的国家是强调法律的执行者和判断者，是法官本位的法律体系，这就是英美国家，这两个都可以。但从规则角度看，我们国家的法律是非常奇特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情理法，跟法律完全不同的东西被编制到法律当中去了；从今天来看，中国法律就更复杂，无论政策、地方法规等乱七八糟都被称之为法律，而我们认为很神圣、必须经过民意充分检验才能够制订的预算法，它也是夹杂这么多既得利益的想法，所以这个法律本身是多元化，而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你根本就不敢进行分权化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的中国法律体系不改变的话，不管我们在座的人怎么呼吁，中国的政治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解决不了整合的问题，中国法律是那么复杂，根本没有办法用法律来约束这个政府，而如果在这样情况下，在秩序碎片化情况下，你还把政府权力也分了，那么好，谁来整合？也就是说，我认为中国和西方比较起来，西方是权力多元化，法律一元化，所以它是整合的。有一个法律共同体来限制所有的人，在这样前提下权力可以分权制衡的，所以政治改革可以走向民主；中国的情况相反，法律多元化，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这个时候靠什么？靠一把手一锤定音，所以必须有一元化的权力。如果我们想激进的改革，法律多元化没有改变，突然说政治权力多元化，那只能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回过头来证明民主政治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们决不能走这一步，首先要改变法律本身的性质。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法官，我们的法官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官，法官跟检察官是不加区分的。中国自古以来行政官和法官就不是分开的，这一状况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这个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可言，并且建立一个中立的国家和政府就变得非常难。既然这个问题变得这么清楚，有的人可能觉得很悲观，但是我们想我们之所以要问计，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一步一步去推进司法独立，去使我们的法律体系和我们的法官的属性都有所变化。这个变化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共识，这样一个变革过程也许不能马上实现，但是我们需要马上行动，所以我认为在十八大之后，我们必须马上就法治和司法独立问题达成共识，同时我们必须马上在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马上采取行动，而这个行动现在就是可以采取的，这就是我的非常简单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