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中国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我的PPT中心思想说明中国经济正在转变之中，这个转变中国进入新的增长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事实，刚才夏斌在讨论中间特别提到一个问题，说中国经济正在下行，如果说仅仅是一个周期性因素考虑，下行按一般经济学预测应该在今年一季度结束，但是到现在持续八个季度，是从2010第四季度开始，态势没有完全结束。人们会问，它仅仅是一个周期因素吗？会不会有别的因素？我们认为中国近来这次下行不仅仅有周期波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结构转变的因素。如果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换言之今后不大会显现出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那么它是在下一个台阶。为什么在下这个台阶呢？这是因为跟过去32年相比，中国的增长因素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想要阐述这样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世界经济从未来看将进入低速增长时期，预示着中国过去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必须得到转变。这个出口导向经济不是可不可以持续的问题，而是现实的不可维持。大家都说金融危机还在持续，所谓持续，是说去杠杆过程依然继续。这里列出了一个表，这个表是去年年末全球各国的资产负债表，主要发达国家。如果从政府债务看，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所有的国家几乎都超出那样一个标准，也就是说这是政府债务超过GDP60%以上。赤字超过GDP3%以上。其中最为突出是日本，去年年末233%，今年到达236。而且美国欧洲各国看，财政债务的负担依然沉重，进一步说明，应对这样去杠杆化的金融危机需要再杠杆化，但是再杠杆化能力非常有限。那么，这就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这样一种状况。

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不排除这种欧洲主权危机等等几大危机还在发酵之中。今年以来随着希腊问题的缓解，随着欧洲稳定机制的建成，欧债危机急性发作的可能性变小了，但是，我们想说明它进入一个慢性的过程，而慢性的治愈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都在减速过程中。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年末中国出口分布是这样的，对欧出口占中国出口的20%，对美出口大概占是16%，对日出口占8%。这三个地区和国家占整个出口份额44%，如果它们的经济下滑，那么中国的出口显然就不乐观。其实今年发生的事实就是这样。今年中国经济出口增速在逐渐下落，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在2010年中国出口增速在30%左右，去年上半年24%，今年的1—8月份只有7%左右，相当于去年上半年的四分之一，前年的五分之一。

由于出口的下降，中国又是高度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自然会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工业投资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大家看到去库存化的现象。假如说世界经济长期看依然处于低迷状态，那么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得到某种调整。第二个，我们看到另一个增长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是大家经常讨论到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如果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的青壮农民工大约50%已经离开农村进入非农部门，那么意味着未来农民工供应会越来越稀缺，农民工成本会不断地上升。其实大家看这张表，这张表是我们统计去年和今年、去年和前年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标准被视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都有大幅度上升，而且上升速度都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以上。更有意思的状况是，全国普遍在上升，甚至中西部地区上升速度快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成本上升是全国普遍现象，过去我们以为可能有一个阶梯状况，意味着很多产业可以从东部转移到西部，但如果劳动力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说明转移在放缓，转移效果也并不明显。

我们注意到，比如说富士康，从深圳迁到河南，以为河南劳动力非常充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河南每个村长都有任务给富士康招工。中国的产业在低端劳动力这个角度来讲，很多是转到国外市场了。越南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纺织出口国。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能再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而更多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赖技术进步。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跟过去30年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第三，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口的红利开始消失。我们尽管知道中国人口红利会消失，但是我想说，没有想象的这么快。去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我们过去的想象。如果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大概明年后年，中国新进入市场劳动力和市场需要的劳动力基本就持平了，理论上中国消灭失业了，充分就业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肯定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业，我是大学生，凭什么要我去扫马路，尽管有扫马路的工作机会，但是我不愿意做。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靠投资推动，高投资是高储蓄带动起来的。在过去30年中间，中国居民收入在提高，中国抚养成本在下降，一个夫妇一个孩子，所以储蓄在大幅度增长，尤其是进入90年代的速度更为明显，这也奠定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无论中国银行业储蓄的增长，还是中国资本的发展都是跟这个相关的。这样的储蓄增长自然会是形成投资，而投资自然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中国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如果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成本再一次升高，而且老年人的抚养成本会远远高于年轻人的抚养成本。按照我们的统计，你会看到，就拿医疗费来说，一个人生命中间的医疗费，80%花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这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医疗产业会有大的发展前景，但是，从另一面上讲，整个社会负担的成本也会提高。

我们跟马骏博士合作的国家资产上面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第一大风险是养老，那么第二大风险就是医疗，这是从国家资产负债的顺序上来讲。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靠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条件正在丧失，那么相反，要求是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增长。

第四，其实刚刚夏斌也都提到了，中国的资源约束。目前就资源约束来说，去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率是56%，通常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能源依赖率超过60%，能源安全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再看看粮食也是如此。大家经常讨论的，比如说，为什么大豆要从美国进口？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中国的油量完全自给，那是需要耕地的，我们算过了，3.5亿亩，中国现在的可耕地只有18.26亿亩。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吃大米还是要吃大豆的问题，显然大米比大豆更重要。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源的约束显得更加明显，而且中国的粮食现在基本在北方生产，大家知道北方是缺水的地区，水资源的约束开始显现。从这个意义来说，过去传统的那种资源耗费型，环境不友好型经济增长方式看来已经终结，必须转向资源节约型，节能减排变成大势所趋。

我们认为上述四个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它促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调整，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如果作一个总量的比较，现象就是经济在减速，如果作为国际比较，类似于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韩国、日本，比如说日本1973年以后，韩国1998年以后，都是以国民经济下台阶的时候。中国社会也到了一个下台阶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短期的宏观总量政策不足以扭转这个趋势，因此过度的刺激性政策并不能带来经济真正的增长，搞的不好还会出现泡沫化。日本1986年的经验教训就是这样的。

那么1986年广场协议以后，日本采取宽松的政策，尽管逞一时之能，但是90年以后经济还是下去了，而且整个经济泡沫化了，导致的20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是避免经济下滑的速度过快，下滑幅度过大，是托住，在托的过程中间寻找经济新的增长均衡点。而如果寻找新的均衡点呢，我们说宏观经济的目的是为新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环境、创造机会，而不是取代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就中国未来增长前景来说，跟日本、韩国做比较，是差不多都在下台阶过程当中，但是请大家注意，有一点相当之不同，在韩国和日本当时的情况下，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而到目前为止大家知道，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0%。如果更严格地说，这个是只有35%的城镇人口，15%的还是农民工。那么理论上说，城镇化潜力还在，中国经济不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出现了，就说明制度安排有问题，一定需要有改革，（有）适应城镇化需要的创新体制安排，才能把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这也是今天在这个会议上为什么讨论改革呢。我们说，对于未来来说，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均衡。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对未来的发展，尽管我们知道，它是下落，但是我们不知道下落的形势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是这样的，还是怎样的。我们更希望他是一个平稳的，一个缓慢的，寻找一个均衡的一种下落。那么这就需要改革来加以配合，否则这种大起大落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的，而且有过惨痛的教训。

从历史上来讲，从未来来看，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很可能从目前来说是一个较高速的增长大概在7—8%之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寻求一个均衡稳定的增长更为迫切，而要达到一个均衡稳定的较快增长，首先要推动改革。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