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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势在必行,也应避免被情绪化舆论裹挟

刘远举 / 2020-12-15 14:37:07

11月11日发布《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后,大型科技公司股价应声下跌,之后舆论场对科技巨头的批评不绝于耳,加上社区团购、蛋壳危机等事件,公众舆论对科技公司的评价日益负面。市场当然需要监管,垄断伤害市场竞争,也需法律干预,舆论也应发挥作用。就事论事,客观批判对市场是好事,但如今舆论却出现越来越极端化、情绪化的趋势,令人深思。

一、菜贩的故事,是情绪化的,并不完整

菜贩故事里还应该有消费者的位置。一位年轻的妈妈,加班到7点,出了地铁,还得往返1公里去菜场买菜。现在有了社区团购,她只需要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中,把自己定好的菜带回家就可以了,省下1公里的往返体力与时间。她有义务为了菜场的人的生计,每天多走一公里吗?

这个故事里还有被忽略的对象,那就是菜农。社区团购用科技驱动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对农产品上行有正面作用,而且压缩了中间渠道,菜农也能拿到更多的利润。

这个故事里还有被忽略的主角,那就是国家力量。疫情期间的物流、配送,让很多中国人心生自豪。社区团购竞争所要求的效率,必然从全产业链催生更高效的配送体系。在危机时刻,小贩无法去顾全大局,但大平台的配送力量,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如疫情中那样,甚至可以转变为战时配送体系。

其实这个故事里,令人生出同情之心的菜贩的故事也没讲完整。

最初是国营菜场,公社向菜场供菜,品种不多、质量也不高。当时存在少数的“自由市场”,但时不时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越来越大,市民在这里用钱、粮票与农民交易农产品,国营菜场随之衰落。再后来,自由市场被固化下来,变为农贸市场。一部分进城卖菜的农民退出市场,另一部分开始专职卖菜,第一代菜贩出现了。变化不仅仅在于菜贩,在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体系中,效率要求加大,大规模的养鸡场、养猪场淘汰掉了一部分家庭养殖。再后来,中国人收入提高,超市出现了,品种全、品质高。超市抢了不少菜贩的生意,不少农贸市场就此消失。一部分菜贩退出这个行业,另一部分转移到了小区周边的小菜场,辐射范围小了,但单价高了,有了净菜增值服务。这时的菜贩,已经是菜农、批发商,物流之后的第三层渠道了,是一个纯商业经营者了。所以,小菜场并不是一个弱化,而是一个升级。而在这个升级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有人退出市场。可见,菜贩本身就是市场产生的,是市场竞争中的胜利者。如今,这个生态继续向前演进,或许下一个新形态就是社区团购呢?

故事换了一个角度,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想要价廉物美是不道德的吗?不是。那么,满足消费者价廉物美的这个需求的商家、平台,无论其大小,都不存在不道德的问题。

对菜贩的同情和对外卖骑手同情,都是同情与自己高频接触的弱势群体。这种直觉性反应是人之常情。但直觉性、情绪性的东西,往往会忽略真实情况,“压榨菜贩”这个故事,实际没有了买菜人,也没有了种菜人、乃至市场与社会的利益。

二、这样的故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出现

网约车的出现,影响了持有出租车牌照人,进而影响到出租车司机的报酬,使之从能一定程度上享受到垄断利益,变为单纯凭技能吃饭,而开车、认路的技能在汽车与导航普及的时代,并不值钱。如今批判资本最狠的自媒体的兴起,是以无数纸媒关门为代价的,一个当了数十年的校对,可能从此下岗再就业,街边的报刊亭也消失了。

网约车、微信公号、电商、电子邮件、数码相机,每一个新东西背后,都有某个行业的一片哀嚎。那么,该禁掉他们吗?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利益吗?

要公平,但方法不该是牺牲效率、牺牲消费者。企业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公平与救济。失业后的技能培训,救济,是政府分内之责,现在政府的确在做这些工作,而互联网平台当然也应当承担一部分。

其实,不必担心菜贩的生计。菜贩本来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经营的个体,他们的市场意识、生存能力乃至学习能力,比一般人都强。即便小菜场作为一种市场形态被淘汰掉,他们可以做快递、做骑手、当社团团购的团长、开店、做保姆,城市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非常之多。讽刺的是,他们真正所需的是,自己的孩子,能与城市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而不是在“菜场小学”上学。而这个诉求,足以让大多数同情的声音变得沉默,甚至反对。

三、这一波极端化的舆论,是因为自媒体为了流量迎合观念

这一波对资本的极端态度,表象是同情,实质是反资本,最终的暗流涌动是反市场。市场总是要效率的,这会引发朴素的反对,这是大众舆论的普遍性现象,但理性的媒体会把握其中的尺度。实际上,这一次舆论的推动者主要是自媒体,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基于自身的专业性,反而持客观立场。毕竟,政府监管的姿态本身并不激进,强调监管的同时也对新经济给予厚望。因为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还是公共治理水平的提升,科技公司的角色都十分关键。

自媒体是流量驱动的,或者说是利润驱动的,只有迎合群众心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获得赞同与传播,从而获得利润。

首先,中国有传统吃大户的心理,在维权的时候,倾向于大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中国老百姓基于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一种变通的中国式处世哲学。再加上舆论中的政治正确,最终,一些公共服务的义务,都“理所当然”的指向了企业,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愤怒。

其次,反平台反资本话语是最能得到共鸣的,也是最没有风险的。中国虽然进行了市场改革,但是,从根本上只是相信市场经济只是好的,而非对的;是有利的,而非正确的。这属于改革中“不争论”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改革中,必然会反复出现,影响到改革本身,比如,会产生对市场、企业家的错误认识。

所以,这一波民间自发的舆论,反映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一些深层次的、更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会成为中国改革路上的障碍。

四,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

中国人的观念重星辰大海,轻柴米油盐。觉得只有神舟飞船、航母、芯片才能体现国家技术,才能叫做创新,至于电子支付、电商,把猪肉价格搞便宜,把蔬菜搞新鲜,这些东西中国人其实是瞧不上的,不觉得这能叫做创新。

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种粮食、机器、烟囱、芯片才是生产,而商业、金融业,这些都属于剥削,不创造价值。商业模式是无形的、商业的、金融的,所以,在中国的理论体系中,是没有位置的。在中国,对企业家的尊崇,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者对强者的崇拜,而不是理性的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观,也并不认为这个群体真正的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民间舆论明白这种潜在的观念,就会去迎合以获取流量,然后,激发这种观念外露,从潜意识变为愤怒、憎恶,舆论也因此变得戾气十足。

但它们忘记了市场经济的目的。

中国人喜欢马斯克,觉得他才是在“踏踏实实做创新,追求核心技术”。实际上,马斯克的生意中,不管是特斯拉、space x,还是星链,本质是面向投资人、政府的。相比之下,外卖、生鲜背后,是供需双方的生活,才是更踏实的生意。更何况,马斯克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是为了追求核心科技,为国争光,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赚钱。

Uber是欧美最大打车软件,它也在做外卖。全球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行为逻辑都是一样的:尽可能将流量变现,持续保持增长,保持竞争力。他们跟中国互联网企业没多少区别。那些美国的创新公司,从Intel到AMD、从Nvidia到雷神,哪一家不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呢?

这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允许赚钱,把赚钱的动机,变为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中国过去40年做得很好,我们要继续相信市场,相信私营企业的创造力,那么,创新、核心技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只有放弃所谓的硬核核心科技迷思,真正认可企业家才能,真正明白商业创新的价值,认可产生这种创新的制度,我们才能获得核心科技创新。

那些含着饱满情绪的文章,驱动中国社会朝着直觉的,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好的愿望与热情,并不铺就通向天堂的道路。毕竟,反对市场,本质上就是在说:现在生活过得太好了,应该过苦日子,以支持重工业创新,但历史也曾告诉我们,这样既会失掉更好的生活,也会失掉创新。

所以,对于平台,公众舆论在支持监管的同时,切勿走得太远。反垄断征求意见稿出台后涌现的极端声音,反市场的声音,并不真正利于国家、企业乃至个人。

刊于FT中文网 |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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