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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向善,人脸识别面前伦理思考应高于市场利益

刘远举 / 2020-12-7 15:54:06

继南京责令拆除售楼处人脸识别系统后,天津的禁令首次从地方立法层面,规范了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对于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来说,人脸识别并不是一个基于安全考量的技术。我们平常用的密码,比如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都是藏在用户的心里的,不会有被盗取的可能,所以,高安全场景都是采用的字符密码。

相比之下,人脸不可能被藏起来,明晃晃的显示在公共场合之中,可以获取的手段就太多了,甚至在朋友圈、社交网站上都可以搜到。而且,生物信息与之所以敏感,因为它与一般的自设密码不同,密码丢失了,可以再设置,但指纹、人脸、虹膜、声纹等生物信息丢失了,就会永久失去这一信息的私密性、从而失去保密功能。所以,人脸信息更加敏感。

欧盟地区的数据保护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就规定,面部图像(facial image)构成特殊类型个人数据下的“生物识别数据”,进而相较于一般个人数据受制于更高的保护要求。

由此可见,人脸识别并不是一个基于安全导向的发明,实际上,推动人脸识别技术在市场上普及应用的,不是安全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方便和防范对象更广。

在这两点之上,又衍生出人脸识别技术的市场利益结构。首先,人脸识别的确可以省人工。比如公园、公司打卡、小区门禁,都可以省事、省监管。其次,人脸识别的购买者、实施者是净获益的。第三,很多人脸识别项目,购买者与承担成本者是分离的,这里面有回扣空间,比如学校、小区的人脸识别项目。

所以,这种并非以安全为首要考虑的技术,由于其利益结构,几乎必然导向滥用。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就更应该思考其过犹不及之处。

行政法有六大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比例原则。所谓行政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保持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简单的说,就是当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可以达到目的,应该尽可能采取损害最小、最温和、风险最小的手段,杀鸡不能用牛刀。比如小区门禁、公司打卡,用密码、IC卡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人脸、指纹这样的生物信息来解决呢?这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

中国人崇尚发展,而这个发展的涵义,更多的偏向技术发展速度,但往往忽略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忽略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发展当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方向,要向正确的方向。这就是科技向善的概念,即要从善的角度,从伦理的角度,去思考技术的影响,而不能仅仅出于市场利益。即便对单个企业来说,很难如此全面,但行业、政府机构、社会,需要有“善”的思考。

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全球人工智能创业者大会上,多家高校及人工智能企业联合发起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公约》,旨在增强行业整体自律意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发展,以及科技向善的价值追求。相比行业内部的自律,中国社会对这方面思考得实在太少了。

刊于《新京报》 |20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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