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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车厢”不是歧视,但可能“催生”歧视

刘远举 / 2020-10-27 10:58:36

据报道,今年年底前,京沪高铁将推出“静音车厢”。通过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等购票时可自行选择“静音车厢”。

长途汽车、火车上,人们往往会遇上哭闹的幼儿,嬉戏的孩子;还有人不自觉,大声打电话,看视频、听歌的时候把声音外放得很大。这已成为一个困扰旅客的公德问题,可以说,京沪高铁设想的“静音车厢”是解决这个办法的最新尝试。不过,初衷虽好,但运行起来恐怕还会面临很多问题,需多方磨合。

比如,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分为静音车厢与非静音车厢之后,是否在歧视非静音车厢?

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闻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给“歧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便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

打个比方说,地铁上,一个衣衫褴褛、散发难闻气味的人坐在座位上,旁边的乘客或许会本能地站起来远离他,这种行为不叫歧视。因为虽然远离他,会让这个散发气味的人感到不快,但其他乘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臭气,才实施站起来远离他的行为。如果上来衣冠楚楚的人,并亮出暂住证之后,有乘客远离他,这才叫歧视。因为为了让这个外地人感到不快,乘客宁愿自己利益受损,承受站着的劳累。

那么,用这个判断原则来看,把这些带孩子的家长、声音大的旅客集中在一起,有人获益吗?显然,一般的旅客获益了,不用受到打搅。家长也获益了,乘客相互之间更加宽容,家长不再有负担。

实际上,分离并不意味着弱势,而是一种更特别、更高的需求。这种因为特别的需求而产生的分离、分区早已经大量存在于生活之中。坐飞机,把一部分人分离出来,单独的安检通道、单独的等候厅,相对分割的舱位,这不是歧视,而是叫做VIP与头等舱。把带异性婴儿的家长或者带异性老人的子女分离出来,单独为他们提供卫生间,这也不是歧视,而叫做“第三卫生间”。

所以,静音车厢的设立,其初衷不是歧视,而是双赢。但当设立静音车厢之后,可能会产生“一般车厢不必静音”的想法,吵闹者或许更加理直气壮:“你为什么不去静音车厢”?这将会劣化非静音车厢的公德底线。静音车厢本身不是歧视,却可能会产生歧视的温床。

接下来,何为静音?

理想的状态下,不需要白字黑字的标准。一般来说,消费者选择了这个选项后,提出了自己的意愿,同时就意味着他们认同某种行为规范,愿意接受相应的约束。在不打搅别人这一点上,理应有更高的自觉性。比如,带着婴儿的父母,可能就不会选择进静音车厢;进入该车厢的人,甚至自觉到车厢外去接电话。反过来,喜欢开着手机外放或者电话很多的人,就会自觉地不选择静音车厢。

但人是复杂的,如果不怕以恶意揣测,就会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人总是希望自己不被打搅,但自己打电话、听音乐或吵闹时,未必愿意接受约束。那么,会不会出现人人都会首选静音车厢,但仅仅是想搭“别人自觉静音”的免费便车?然后强词夺理地说,“打电话算吵闹吗?键盘声音不是很正常吗?婴儿睡觉需要安静,选择静音车厢理所当然,孩子醒了有什么办法?有规定静音车厢不准敲键盘、不准婴儿进入吗?”如果发生类似场景,那静音车厢很可能沦为空谈。

所以,静音车厢的标准还需在试点运行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形成共识。待有了明确规则之后,加之外力强制监督,才能良好运行。

在网络上,有人将浮动票价与静音车厢联系在一起,但静音车厢是否会加价并无报道。不过暂时跳出来思考,静音的意愿是否需要价格门槛?

如果有了价格机制,付出钱的人会形成更强大的共同意志:我们都付了钱,你凭什么来这里吵。另一方面,价格机制会阻拦一些对静音需求不强烈的人,或者,本身就会发出噪音的人。那么,假设以一个不贵的加价,比如5元、10元,来区分人群,或许有利于静音车厢本身的成功运行。

但也应该看到的是,静音,是一种公共契约,不发出吵闹的人理应享受静音环境。想必这也是设立静音车厢的初衷,即以“意愿与行为”来区分。如果仅以价格机制去筛选,虽然可能高效,但多多少少有不公平之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不少网友反馈来看,很多支持静音车厢的人是因为吵闹的“熊孩子”。事实上,随着人到中年,大多数人忙工作,忙着喂娃哄娃,忙着辅导作业,或许没空在网上去争论。这就意味着,互联网的“意见年龄”的构成可能相对比较年轻。没有体会到生活的全部时,难免观点有些偏激。由此,形成了所谓“厌小”文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互联网上普遍对“熊孩子”的厌恶,比如舆论对高铁、飞机上孩子吵闹的低容忍度。现在鼓励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社会参与者也需要跟上这种观念:对孩子友好一些,对孩子父母体谅一些。

红星新闻 | 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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