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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

刘远举 / 2020-9-21 11:17:14

9月15日,马云在2020线上智博会演讲时表示,过去美国靠3亿人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14亿人口的内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内需消费不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

首先,马云的这个观点,是相当“凯恩斯主义”的。

凯恩斯理论有三大基础心理定律,第一个就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另外两个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定律以及流动性偏好。

边际消费的意思是,你增加的消费占你增加的收入的百分比,即你的收入增加1000块,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在凯恩斯看来,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只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出,而将其于部分用于储蓄。

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着递减的规律,即收入越高,边际消费越低;收入越低,边际消费越高。具体地说,月可支配收入1000元的人,当他们的收入增加到1500元的时候,这增加的500元,是要派大用处的——买更多的肉、买衣服、日用品、电器等。但是马云,假设今年收入比去年增加一个亿,也只是一个数字,并不影响他的日常消费。

所以,想要更多消费,重点在于穷人,而不是富人。马云的这个观点和凯恩斯的观点是相通的。

其次,中国有很多穷人。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显然,这个群体光满足基本需求就会花掉他们所有的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9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有14亿人口,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是巨大的。反过来说,其余部分人群,“想消费没有钱”,是收入低导致他们的消费水平低。

相关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城市中收入最低的10%人群,农村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他们的消费率都接近10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0%。也就是说,是在借贷消费。

所以,问题不在于“有钱不想消费”,而是“想消费没有钱”。刺激消费的政策,主要应该是提高收入。

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如果他们消费上不去会影响到全社会的消费,经济增长也会受影响,进而影响到全民收入,再反过来制约消费水平。

所以,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不管是从公平,还是从刺激经济发展、减少经济风险的角度,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但是,如何提高穷人的收入呢?

提升收入,解决办法之一是把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穷人。这是税收的基本原理。国家现在也正在这么做,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转移支付对于居民收入的稳定,特别是对低收入户或者困难群体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明显增加的。

不过,更本质的办法不是用收税-福利这样的二次分配,而是调解要素价格,分配要素溢价,使得在初次分配就达到更公平、对整个经济循环也更有效率的分配状态。

对于中国来说,收入的一次分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区别的问题。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提高收入。所谓城市溢价,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村子里搬砖,机会少,工钱低,但到城里了,建筑工地更多,工资也更高。

城市不仅提供更高的收入,也诱导居民更多的消费。大城市里消费更高,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居住、日用品、休闲、娱乐、住房等,大城市都将带动更多的消费。此外,大城市会使得居民在人力资本上投入更多的消费。比如,现在留守儿童,继续读书还是和父母一样打工,这个分化发生在初二,但对城市居民来说,起码要完成高中职业教育或者大专水平。这不但会带动更多的教育消费,也会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

这正是内循环所需要的。

更深层次的是,大城市更多的消费,会刺激群体性的增加工资的要求,从而使得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比如,如果农民工仅仅是回家建房子,他对积蓄的要求就低,但如果是在大城市远郊买一套房子,对积蓄的要求就会显著增加。一个人的要求增加,市场可以无视,但无数人同时提出要求,这会带动工资的上涨。而低收入群体有了更多工资之后,消费会更多,内循环就如此运行起来。

相对来说,这种收入提升效应,小城市比农村强,而大城市比小城市强,所以,在双循环的时代,大城市化的意义重大,是提升收入,增加消费的根本途径。

刊于《经济观察报》 |20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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