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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40年,从波鞋到华为的边缘改革

刘远举 / 2020-8-28 10:34:32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

我第一次听到深圳这个地名时还小,只知道我妈妈有同事去了深圳闯荡。我妈妈委托他们,帮我买一双白色的、皮革做的软底运动鞋——“波鞋”。当时的我只知道,这种精致、漂亮的白色软底运动鞋,我妈妈所在的鞋厂做不出来,只有深圳才能做得出来,买得到。

在随后的几年中,“波鞋”这个极富粤港方言色彩的名称,风靡全国,也影响到了我妈妈的鞋厂。我妈妈所在的鞋厂最初是我外婆与其他人自带缝纫机,组合成的一个街道小厂,属于大集体所有制。后来规模大了之后,鞋厂归重庆轻工业局管理。厂里最初是做儿童的布鞋,后来也试图转产皮鞋或波鞋,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在波鞋兴起的过程中,深圳乃至南方的那些民营小鞋厂的产品,无论从款式、质量还是价格上,都更富优势。市场竞争之下,我妈妈所在的这个厂慢慢地衰落了,随后一直陷于瘫痪的状态,直到前几年才彻底清理了负债、土地、工资。

为什么这个属于大集体的鞋厂会衰败?这个当年很多人无法理解的问题。如今,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后,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答案:改革。

企业家需要知晓为谁生产,生产什么,什么时候生产,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才能发挥企业家的才能,才能将资本、劳动、技术这些要素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去发掘市场,做出各种决策,承担风险,参与竞争。这样生产才能高效进行,产品才能更好,得到消费者的喜爱。这一切动力,在当时中国内陆城市吃大锅饭的集体企业中,很难有,也不敢有。

但在当时的深圳,这一切都可以有。那时,那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地方。

1978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为中国人打造美好生活提供了更多机会,也释放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欲望,深圳经济特区就此应运而生。

从一开始,深圳就是一座因探索、破冰、创新而生的城市。这里发行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深圳冲破旧观念,传播新思想,以一个又一个“第一”为中国改革发展创新探路。

建立经济特区以后,深圳在工资制度、基建体制、劳动用工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劳动保险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土地管理体制、住房制度、国有企业股份制以及政府机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正是这个机制,使得企业发挥出力量,城市蓬勃成长。

就这样,弹指一瞬,一个边陲农业县在短短四十年,脱颖而出,超越了最初比它实力更雄厚的内陆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辉煌成就的缩影。

某种程度上,这是边缘改革的胜利。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科斯,通过对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观察,总结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地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在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称这种模式为“边缘改革”。深圳经济特区,正是这样的边缘改革的试验场。

如今,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了国际化都市。当年风靡全国的“波鞋”,如今变成了华为、腾讯、大疆。深圳的产业,也从传统的钟表、服装、珠宝、皮革等八大传统优势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业这四大支柱产业转型,逐步实现了从“加工代工”向“智造创造”的跨越。从互联网产业、科技文化产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行业,深圳正在各个领域不断发挥着创新潜力。

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需要坚定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推进内外双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改革桥头堡的深圳经济特区,仍有着无可置疑的引领效应。所以,深圳的持续改革,深圳的探索努力,对中国仍然至关重要。深圳,仍有无限可能。

刊于深圳新闻网 | 20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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