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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激活休眠的假期,可降低企业的放假成本

刘远举 / 2020-8-27 11:20:44

8月24日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的《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草案修改一稿)》提出:推行强制休假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所谓带薪休假,更完整地说,是带薪休年假。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呼吁带薪年假。实际上,中国是有着弹性的带薪年假制度的。根据劳动法,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而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所以,所谓呼吁带薪休假,就是一个伪问题。

不过,带薪年假一直执行得不好,许多员工表示“想休,但不让休、不敢休”。特别是一些小城市、中小型企业,执行得更差,员工往往被迫“自愿放弃”,或仅得到少量工资补偿。

谈这个现象的成因,不妨从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说起,那就是现在一周五天工作制,正在逐渐被蚕食。

现在90后年轻人的父母一代,原本是一周工作六天,后来,变为所谓的“大礼拜”与“小礼拜”,即工作六天与工作五天交替,再后来,彻底过渡到工作五天休息两天的工作制度。这个制度也被写入了法律。在最近几年,部分年轻人又回到了工作五天与六天交替的制度。

这个现象的发生,与带薪休假难,是出于相同的机制。

从经济规律来看,中国整体收入并不高。如果工资水平持续提高,有了丰厚的收入后,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劳动者就会宁愿增加休闲而减少工作时间。不过,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那就是财富效应带动了劳动时间的增加。

针对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196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相比只读完高中的人来说,不但收入更高,闲暇时间也更多。到了2005年,情况却反过来了。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每周少8小时休闲时间。2013年,本科学历的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反而比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人多2小时。这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替代效应”,即不工作等于放弃金钱,工资上涨使得休闲变得更昂贵,以至于人们不舍得去休闲。

这或许与这一波互联网技术红利有关。具体来说,公司高阶人员情愿加班,推动公司发展。股份、期权、奖金、分红,财富效应激励着公司高阶人员加班。这个趋势,半强制性地带动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从全社会看,高收益行业更愿意加班,从而带动市场上其他公司跟随。

具体来说,就是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内部带动,以及互联网企业、高科技企业对整个社会企业的带动,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惯例。在中国这一趋势也非常明显。

所以,在收入不足与财富效应,两种机制下,员工个体很难争取带薪休假,甚至连基本的五天休息也被逐渐蚕食。

不过,这个状态正在改变。全球来看,互联网造富机能已经逐渐在衰退。对中国而言,中国以前有着外向型经济的特征,更少的休假,更多的工作,其产出,输出到国外,对地方经济是有好处的。所以,出于对地方经济的保护,在实际执法中,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济复苏需要消费来支撑,消费又需要假期来拉动。所以,在内外双循环的时代,更多的休假,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所需。这就是强制休假出现的时代背景。

所以,政府现在有动力去激活休眠的假期,激活被忽略的假期。实际上,这种方式一直存在,那就是长假。长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放假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制度压力。这实际上是国家代表劳方与资方的协调与谈判,保证休假。

应该看到的是,更多的休假,对企业也有压力,如果国家把更多的利润留在企业,给劳动者更多的权利,那么,个体的休假、消费的繁荣与企业的发展,或能够达成更均衡的状态。

刊于《新京报》 |20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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